毛澤東臨終前，總結了他自己的一生，他辦了兩件大事，一是驅蔣介石離大陸，一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兩件事都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最近寫出毛澤東這「政治遺囑」的于光遠指出：毛「對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件事情的觀點至死不變。」 文革之序幕，之首場，劇作者是毛，導演者是毛，主演者是毛。毛是一馬當先，左無重臣，右無大將。此其時也，中共許多領導人對毛發動文革都不理解。貴為黨的第二把手、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在毛開始搞文革時活像一隻無頭蒼蠅，亂飛亂撞。 1966年6月，文革風暴席卷京城，《人民日報》發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時，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都有點莫名其妙，當面向毛請示，毛卻支吾以對。劉少奇把風暴看成是新的大規模反右運動。事前他聽說毛講了一句「洗刷幾百萬」，就積極投入「四清」運動，整了許多基層幹部，後來又派夫人王光美參加文革工作組進駐清華大學。1966年12月，劉少奇忽接中辦電話，著他出席在上海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劉對會議議程一無所知，竟向賀龍打聽，賀龍的回答是：你是黨的第二號領導人，你不知情，我怎能知道？其實類似的情況早就出現，毛長期不滿劉「不聽話」，有異見，1965年毛就決定劉必須下台（事後毛對斯諾有言）。而劉少奇，到1966年還沒有完全意識到毛已悄悄下手整他，當年5月他和胡志明會見時表示，毛主席要在黨內挖修正主義者、赫魯曉夫已經大功告成。劉指的是挖出「彭羅陸楊定時炸彈」。他不知道，文化大革命的火，已經燒近被視為「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的他的眉毛，彭羅陸楊挨整，只是他最後被秘密燒成骨灰的喪歌之前奏而已。 毛澤東燃起的這把火越燒越狂，在恐怖統治下，被迫害、冤屈、整死的人數以億計。其中包括中共中央一層的政治局委員22人，中央委員、候補委員96人、副總理12人、軍委副主席5人、大行政區第一書記4人、人大常委60人、政協黨委74人。 為什麼毛澤東有這麼大的權力可以無法無天、橫行霸道、害人如麻？ 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中共核心層把毛澤東捧上神台，讓他有超越黨和國家、憲法和法律而為所欲為的特權。 誰都知道，劉少奇是第一個站上講台高調頌揚毛澤東及其思想、路線「最正確」、「最有歷史代表性」的人。他在中共七大（1945）所作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還宣稱：「不服從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就必須進行不調和的鬥爭。」 除了劉少奇，還有一批中央領導人把毛澤東與黨中央並列，把領袖個人置於黨組織之上的地位。例如任弼時，他在七大的開幕講話中說：「中國人民……把希望寄託在我們黨的身上，寄託在我們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身上。」「毛澤東三個字不僅僅成為中國人民的旗幟，而且成為東方各民族爭取解放的旗幟！」 周恩來在七大演說中說：中國共產黨所以成為世界上的強大共產黨，是由於「黨領袖毛澤東的英明領導」。 朱德在演說中也歌頌毛澤東是「偉大的舵手」。 進入五○年代以後，對毛的個人崇拜、個人凌駕於黨、個人決定黨國大事的態勢越演越烈。毛澤東行使了黨賦予他「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於是，「不僅周恩來、陳雲等在1958年多次就反冒進進行檢討，周恩來甚至提出要引咎辭職；1959年，彭德懷上書毛澤東，認為1958年的大躍進是犯了『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錯誤，因而觸犯毛澤東，引來大禍。聶榮臻、葉劍英前來相勸，要彭德懷『著重反省自己』，要能『任勞任怨』。劉少奇在批評彭德懷的講話中，還引用列寧說過的『與其你獨裁，不如我獨裁』的話，來維護毛澤東的權威。50年代後期，中共黨內形成這種以毛澤東的是非為是非，維護毛澤東的權威就是維護黨的權威，不同意毛澤東的主張的反對意見就是反黨。」（林蘊暉：《〈論黨〉與劉少奇的晚年悲劇》） 中共核心層的造神運動，使皇權意識、家長專制觀念和共產黨的領導體制結合起來，便造成毛澤東個人高於一切以及對毛個人崇拜的意識泛濫全國的局面，於是歷史的大災難降臨了，這就是文化大革命。 事情很明白：製造文革大災難的元兇禍首是毛澤東，黨核心中的造神者也是犯重罪的，是從犯。 從犯不只一類。毛澤東在「政治遺囑」中就黨核心人物而言：「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件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一些「擁護的人」固然跟隨毛澤東搞「革命」，另一些心存疑慮、被視為「反對的人」，也跟著毛澤東的調子跳舞。這兩種人罪過輕重不一，但都是毛的幫兇。 現在可以得出結論說：製造文革大災難的首犯是毛澤東，黨的核心層中的造神者、跟風者是犯了雙重罪過的從犯。文化大革命就是中共領導人或重或輕共同犯罪的結果。 這個結論應當是可以肯定的。不過這個結論衍生了這樣的問題：為什麼掌握政權的共產黨會產生禍國殃民的政治行為？為什麼會出現犯有彌天大罪的犯罪分子？首惡毛澤東犯罪後為什麼能夠「我自巋然不動」？毛澤東在分析斯大林這把「刀子」濫殺無辜的時候說，在英法美這樣的國家不可能發生這樣的情況。說過無數歪理的毛澤東，這句話倒是說對了（當然，毛也說了不少漂亮話）。英法美等西方民主國家，實行的是人民享有自由民主、普遍選舉的制度，杜絕執政者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權、反法制的政治行為，即使偶一出現，最後也必然消失在民主的洪波中。而共產黨，是以民主自由為敵的。毛澤東自招他是秦始皇加馬克思，這句話形象地說明，共產黨、黨領袖是個專制主義黨、專制主義領袖。秦始皇奉行專制制度，盡人皆知，而毛說的馬克思，實際上就是既尊從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信條，又鼓吹和推行領袖專政、一人專政的列寧主義。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的就是列寧式的專制主義。這種專制主義和中國傳統的皇權主義相結合，就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核心和理論基礎。換言之，簡言之，中國共產黨的本質就是專制主義，黨的領袖就是罩上馬克思主義包裝的現代秦皇。 唯其如此，毛澤東才能握有「最後決定之權」，劉少奇等等才能大搞造神運動，個人迷信的毒霧才會封蔽神州、愚弄天下，文化大革命才能發動以至釀成浩劫。倒過來說，文化大革命的源頭就是共產黨的專制主義和一黨專政、領袖獨裁的制度和體制。 一黨專政、領袖專政必然導致歷史性災難的產生，一些被稱為修正主義者的第二國際思想家早就有所預見。例如考茨基在痛論一黨專政的弊端時就說過：「俄國無產階級的前途不寓於專政之中，而寓於民主之中。」被列寧一度尊崇過的普列漢諾夫更預言，布爾什維克的一黨專政，「後果非常悲慘」（詳見拙著《列寧主義批判》1989年版）。這些理論家近九十年前所作的預言，不僅在蘇聯滅亡的歷史中得到驗證，對堅持一黨專政的中國共產黨，也是一種科學的警示。 文革已經過去三十年，人們對大災難的痛苦記憶猶深，我們相信，專制主義在中國大地肆虐的日子不會太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