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秋，我考入武漢大學。從湖南的偏僻山城來到風景秀麗的珞珈山，在我面前展現出的是一片全新的景象：校舍飛簷碧瓦，宏偉壯麗；周邊山色湖光，蔥蘢碧透；四時花香鳥語，寂靜清幽；置身其間，有如物外桃源。初入學府殿堂，更使我感到新奇仰慕的，是那些名家教授：每天課後，一個個西服革履，或禮帽長衫，風度翩翩，魚貫而出。其中，有一位長者特別引人注意：他，中等個兒，面容憨厚，經常穿著一襲灰布長袍，一手拄著手杖，在校舍間匆匆來去。人們告訴我：這是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著名的紅學家吳宓，精通六國語言，專長西洋文學。此前，我聽說過吳宓的名字，知道他曾主編《學衡》雜誌，在新文化運動中和魯迅、胡適等人有過激烈的論戰；儘管當時我學的專業（法律）和吳宓毫不搭界，仍對吳宓其人發生了興趣。

　　「不合時宜」的教授
　　進校頭一年，出於對西洋文學的愛好，我旁聽過吳宓教授的《英國文學史》課程，雖然次數不多，但印象深刻。我看到，老師進入教室後，首先打開隨身帶的布包袱，把裡面的備課筆記和有關卡片放在講台上；接著走到黑板前，把這堂課要講的主題，和有關的參考書、著者、出版社、出版年代等，詳細地寫在黑板上，然後開始講課；可在講課時，並不翻閱這些筆記和卡片，而是全憑記憶。他在講台前走來走去，侃侃而談；在分析作品時，常不假思索地背誦一些原作。還記得，老師背誦莎士比亞的一首十四行詩──《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能否把你比作夏日璀璨》），當他背到得意處，拿起身邊的手杖，隨著詩的韻律，一重一輕地敲著地面，此時他的身心已融入詩的意境。聽人說，吳宓不僅能用多種語言背誦許多西方文學名作，甚至整篇的莎士比亞的劇本都能全部背誦下來，反映出其學術根底深厚和學習上的刻苦。

　　作為外文系系主任，吳宓為系裡工作付出了太多心血：他給學生設計比較完備的課程，聘請和介紹許多知名教授（如周煦良、田德望等）來系任教和講課，並且拿出自己珍藏多年的許多外國文學書籍建立起外文系圖書館。可他的辛勤勞作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一九四七年三月四日，吳宓寫了一則日記：「下午二─四時，外文系圖書館開館，宓往指導。乃學生來者只二三人，殊乃懊喪。使宓痛感今日學生不好學，與宓之每事徒自熱心，空費精力也。」

　　其實，豈僅外文系圖書館開館來者寥寥，當時甚至連吳宓的主課都少有人聽。記得這年五月二十一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來到武大講演。此前不久，我在文學院佈告欄裡看到，吳宓用毛筆寫的、字跡工工整整的一個紙條，其中寫道：「今日宓來授課，教室內空無一人。珞珈山風景優美，正是諸君大好求知時期，為何不予珍惜，宓深以為憾……」。這裡，吳宓對「今日學生不好學」，不僅「痛感」於心，而且言之於外了。

　　過去我一直以為，同學們不上吳宓的課，只是由於當時學潮的影響。從一九四七年開始，武大的學生們（包括鄙人在內）大都參加到「反內戰、反饑餓、爭民主」的學生運動中去了。學生們忙於傳閱地下書刊，辦牆報，座談討論，以及參加抗議遊行各種活動，哪裡還有時間和心情上課。

　　五○年後，讀到當年吳宓的另一則日記：「晨八─九點上《文學批評》課。徐本炫、劉萬寅二生來見，嫌宓所講太淺近，又嫌宓不讀中國新文學作品……宓滋不懌。蓋宓在武大?覺未能盡我之所長，發揮正常作育英才。而諸生懶惰不好讀書，愚暗凡庸，反譏宓為不合時宜，益令宓無所戀於武大矣。」

　　原來，同學們不上吳宓的課，還另有原因──對吳的授課內容有所不滿。徐本炫是我十分熟悉的一位學友，外文系學運中的積極分子。他的意見反映當時學生中一種「左」的思潮。吳宓的專業和特長本來就是「國學」和「西洋文學」，不學習其專業特長，卻要老師閱讀和講授「中國新文學作品」，何異「南轅北轍」「緣木求魚」

　　吳宓畢竟不是趨時媚世的人物。他一生堅守著自己的陣地，儘管其學問和專業不像他的好友陳寅恪那樣曲高和寡，在以政治為時髦的國度裡，同樣難逃無人喝彩的厄運，其一生寂寞令常人難以想像。吳宓在武大執教期間發出「未能盡我之所長」、「不合時宜」的浩歎，反映其內心的痛苦與悲哀，這是促使他後來堅決要離開武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欲知宓者，請視紫鵑」
　　吳宓在武大期間聊以自娛自慰的，是對「紅學」的研究。教學之餘，不忘撰寫文章，或在校內外作學術報告，發表他對《紅樓夢》的各種見解。吳宓研究《紅樓夢》，既不同於索隱派，也不同於考據派，而是把《紅樓夢》作為文學作品研究，用比較文學的理論和方法研究《紅樓夢》，更著重於對人物的剖析。吳宓寫過很多文章，對賈寶玉、林黛玉、紫鵑、王熙鳳等人物進行深入分析。例如，他把盧梭的所謂「二我」之說，也即心理學上所謂「雙重人格」應用在賈寶玉身上，認為甄、賈二位「寶玉」都有著曹雪芹的影子。這樣的解釋在今天當然已經不再新鮮，但在當時還是「獨具慧眼」，令人耳目一新的。

　　和其他紅學學者不一樣，吳宓對《紅樓夢》的研究，還帶有強烈的感情色彩，常置身於《紅樓夢》角色之中。我在武大讀過他發表在《武漢日報》的《論紫鵑》一文，對紫鵑忠誠、善良、執著的品格褒揚備至。我至今仍記得這篇文章的尾句是：「欲知宓者，請視紫鵑。」吳宓仰慕紫鵑，「愛屋及烏」，也仰慕其主人林黛玉。在吳宓看來，林黛玉是中國女性中最美好的人物，能夠像紫鵑那樣無限忠誠和深情地服侍和維護黛玉，是自己的最高理想。

　　在武大期間，還聽到一則有趣的軼事：吳宓在昆明西南聯大教學時，有一家小飯館老闆為招攬顧客，將其店鋪取名為「瀟湘館」。吳宓得知後，去找老闆商量把鋪名稱換掉；作為補償，他願意送老闆一些錢。他說：瀟湘館乃是林妹妹住的地方，用作店名，褻瀆了林妹妹。這件事在昆明一時傳為笑談。

　　不管上述傳聞是否屬實，吳宓對《紅樓夢》確實已到癡迷的地步。他像紫鵑一樣，始終不渝地忠誠於自己的文化信仰和景慕的人物。例如，在文革「批林批孔」運動中，吳宓堅決捍衛孔子的歷史地位。他說，「沒有孔子，中國還在混沌之中」，「寧願殺頭，也不批孔」。結果被戴上「現行反革命」的帽子，給自己帶來了滅頂之災……。

　　「六一」慘案挺身而出
　　一九四七年六月一日凌晨，國民黨政權為了鎮壓武大學生運動，出動軍警數百人，包圍珞珈山，抓走數十個老師和同學。為了營救被綁在囚車內的同學，學生們和軍警們在男宿舍前的馬路上進行了英勇的鬥爭。國民黨軍警們狗急跳牆，開槍射擊，有三位同學（王志德、陳如豐、黃鳴崗）倒在血泊中。這就是當時震驚中外的「六一」慘案。

　　我自始至終參加了這次營救行動，在日字齋宿舍拱門前的馬路上，目睹慘案發生的整個過程：王志德同學（江蘇人）被槍彈擊中，倒在離我不到兩米的地方，腦漿迸裂，慘不忍睹。我差點也成了烈士。

　　「六一」慘案喚醒珞珈山的師生們，從此對國民黨政權徹底失望，一致同情和支持學生運動。從來不過問政治的吳宓，此時也按捺不住了。他從人道主義出發，嚴詞譴責國民黨對學生的暴行；當聽到被抓的師生中有外文系的教授和學生時，更有著切膚之痛；便毫不猶豫、自告奮勇地去找他的陝西同鄉、武漢行轅負責人孫蔚如等人說理，要求無條件地釋放被捕師生。由於國內外強大輿論的壓力，也由於吳宓等人的努力，武漢當局終於釋放了所有的被捕師生。外文系教授繆朗山被捕出獄後決定去香港，吳宓幫他買好機票，冒著白色恐怖的危險，親自送他去機場，並在機場等候，直到知道繆氏已安全到達目的地後，才返回珞珈山。

　　被釋放的外文系的學生中，有一位是給吳宓老師提意見的徐本炫。一九五二年，徐本炫從武漢調《中國青年》雜誌工作，與我一起共事。在「肅反」運動中，徐因一九四七年在武大被捕的事受到審查。當時，值我參加外調工作，曾多方求證為徐辨誣澄清。事後談及此事，徐對我表示十分感謝。

　　「野燒難存先聖澤」
　　一九四九年四月，吳宓在珞珈山武大寓所寫了一首詩：

　　餘生願作劍南人，萬劫驚看世局新。
　　野燒難存先聖澤，落花早惜故園春。
　　避兵藕孔堪依友，同飯僧齋豈畏貧。
　　猶有月泉吟社侶，晦冥天地寄微身。

　　這首詩的題目是「將入蜀先寄蜀中諸知友步陳寅恪兄己丑元旦詩」，雖然是「寄蜀中諸知友」，實際上是對好友陳寅恪詩作的唱和。陳「己丑」詩寫於一九四九年一月，原詩如下：

　　無端來作嶺南人，朱橘黃蕉鬥歲新。
　　食蛤那知今日事，買花彌惜去年春。
　　避秦心苦誰同喻，走越裝輕任更貧。
　　獨臥荒村驚節物，可憐空負渡江身。

　　陳寅恪晚年在「嶺南」落戶，吳宓「餘生」留在「劍南」；陳寅恪「避秦心苦誰同喻，走越裝輕任更貧」，吳宓則是「避兵藕孔堪依友，同飯僧齋豈畏貧」……。儘管兩人晚年落戶地點不同，兩人不去台灣留在大陸的貧困狀態和無奈心情則是相同的。
　　「野燒難存先聖澤」：長期以來，吳宓一直以「存先聖澤」（保存和保護以孔子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為己任，也因此被批判為頑固的「守舊派」。實際上，吳宓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回國以後，就不遺餘力地介紹西方的許多優秀文學經典名著和先進文化，說明其人並不「守舊」。當年，新文化運動在「打倒孔家店」口號下，不僅要「把全部國學，包括文言文都送到垃圾箱裡去」，甚至主張廢棄漢字，取消中醫、京劇，掃蕩所有國粹，「全盤西化」；老祖宗傳下來的任何精神遺產統統報廢，實為後來「文化大革命」之濫觴。吳宓主編《學衡》，提出「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他撰寫發表《論新文化運動》長文，主張存舊立新，反對將「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潑掉」。因此，過去包括魯迅和胡適在內的許多文化人，對吳宓和《學衡》的批評乃至批判，都有失之偏激處。正如吳宓弟子季羨林所說的：「雨僧先生當年挺身而出，反對這種偏頗，有什麼不對？他熱愛祖國文化，但並不拒絕吸收外國文化的精華。只因為他從來不會見風使舵，因而被不明真相者視為頑固，視為逆歷史潮流而動，這真是天大的冤枉。」

　　「落花早惜故園春」：吳宓借用「落花」、「早惜」二詞，感歎中國傳統文化之花果飄零，以及自己之悲憤已久。他當時可能不會想到，此後中國傳統文化被毀棄愈演愈烈，直到文化大革命更是發展到「史無前例」和「人神共怒」的地步。今天，人們重新評價孔子的學術和功績，傳承和發揚博大精深的中華傳統文化，更顯露出吳宓當年的遠見卓識。

　　「給我水喝，我是吳宓教授」
　　「餘生願作劍南人，萬劫驚看世局新。」（按：此處的「萬劫」，應作「亂世」解；「驚」字，指「前途未測」。）當時，吳宓是「驚看世局新」，不是「欣看」或「喜看」「世局新」。一九四九年，吳宓本來有出國的機會，他之所以不出國，也不去台灣，是因實在捨不得離開中華文化植根的這塊土地。吳宓十分熱愛中華文化（包括宗教、祭祀、禮儀、服飾、飲食……更不用說經、史、子、集所有的中國經典），十分習慣於中國的社會氛圍、生活方式、人倫關係等等。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武漢解放前夕，吳宓匆匆飛往西南，是因對新世局的不察：能躲就躲；躲一天，算一天。這和陳寅恪當時的情況是一樣的：陳於北平解放前夕登機南下，來到廣州，不再前進一步去香港。陳寅恪也是願遠離政治中心，但不願離開中華文化故土，其心態與吳宓完全相同。

　　吳宓原以為去四川「作劍南人」可以安度「餘生」。事實上，吳宓在西南師範學院二十八年，「人與流年共向冬」，日子一天比一天更加嚴酷慘烈：他多次挨批受整，兩次被剝奪授課的權利；在「文革」中更是受盡百般凌辱和摧殘，《吳宓的最後歲月》一文敘述了其中一些細節：

　　「吳宓被關入黑房，晝夜審訊鬥爭，黑房外有紅衛兵把守。吳宓關在黑暗水房久了，全身髒癢難受，只好向把守的紅衛兵請求洗個澡。紅小將回答說：你這個老反革命想洗澡，這容易，我來侍候你。一會兒另一個紅小將提一桶涼水來，兩人合手合腳扒光他的衣服，把他從床上拉下來，站在泥水地上，高的一個拎著吳宓胳膊，另一個揮動刷大字報的毛刷，把涼水用搪瓷盆澆在吳宓身上，然後用刷打吳宓。那是寒冬的初春季節，涼水凍入心扉，吳宓渾身發抖，接著毛刷在他身上亂刷，直到吳宓跪下磕頭求饒哭叫，紅小將才將整桶涼水從頭淋下來，說是為他『提壺灌頂』。吳宓哭著說紅小將整他，紅小將說這不是整，要整就要把他的耳朵、鼻子一樣樣割下來。他們問吳宓是不是想挨整，吳宓只好磕頭求饒，並向紅小將致謝，這才保住了耳鼻。

　　有一次吳宓躺在床上想絕食求死，紅小將罵他，『絕食是向造反派、向文化大革命、向偉大領袖毛主席猖狂反撲……。』於是，叫來幾個男女紅衛兵，把吳宓按在床上，朝他鼻子裡通往食道處塞一根膠管，然後灌入一大碗廚房丟棄的潲水，裡面飯菜混合，把他的胃填得鼓脹、穢臭不堪，熏得他腦酸淚流、痛苦難當。紅小將告訴他，這叫做鼻飼。經過四天「鼻飼「，吳宓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直到他同意自己掏錢去買飯菜吃，紅衛兵們才停止了這種慘無人道的『鼻飼』……。」

　　吳宓在文革中不斷受到這慘無人道的摧殘以至足髕目盲，最後被遣送回陝西老家……。人們聽到，這位留下逾千萬文字精神遺產的一代國學和西洋文學大師，離世前滿懷悲憤和撕心裂肺的呼喊：

　　「給我水喝！我要吃飯！我是吳宓教授！」

──寫於二○○八年二月

　　吳宓逝世三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