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進入奧運年後，當局全力衝刺，意在經營好二○○八年的最大政治，向世界展示中國的崛起。然而，由於中共並沒有兌現七年前申奧時改善人權的承諾，北京奧運陷於備受質疑和批評的尷尬，西藏危機爆發又將這種尷尬上升為抵制大潮，世界主流國家表現出難得一見的高度一致，不僅是歐美政要的一致，而且是民間、媒體和政府的高度一致。中共當局現在的國際處境，不能不讓人想起十九年前六四血案後的國際孤立。

　　雖然，「拉薩三?一四騷亂」已經過去了一個半月，但中共當局的文革式應對和海內外華人反西方的瘋狂，西藏危機持續發酵，至今仍然是世界關注的中心。在奧運開幕時間步步逼近的情況下，如果胡溫政權不能調整心態並妥善回應，藏人的反抗和國際社會的譴責，必將伴隨到北京奧運的結束，北京奧運也將變成世界認同度很低的奧運。奧運火炬在境外傳遞的狼狽旅程，已經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

　　不錯，中共政權可以靠武力平息大陸境內的藏人反抗，也可以通過壟斷宣傳煽動起狂熱的大漢族主義，比如，中共當局對三?一四拉薩騷亂的掐頭去尾的孤零零展示，中國媒體單方面放大西方媒體的某些失誤，在網絡上進行「反分裂，護聖火」的海內外華人大簽名……，正是通過嚴格的新聞封鎖和單方面宣傳，中共當局已經成功地把西藏危機轉化為極端民族主義的狂潮，把自由與獨裁的政治衝突轉化為漢藏的民族衝突。但中共無法消除境外藏人的反抗，也無法取得國際主流社會的認同，更無法消除西藏困境的根源，正如現政權無法消除整個中國的深層危機一樣。所以，中共在國內所取得的民族主義優勢，不過是鼠目寸光的權宜之計，只有維護獨裁體制的暫時之功，而無助於多民族中國的長治久安。

　　外界普遍認為，在此次西藏危機之前，達賴喇嘛的特使與北京相關官員進行過六次對話，而現在，爆發於中國奧運年的西藏危機，對胡溫政權來說無異於「砸場子」，給風光無限的「國際大PARTY」填堵，必然加深了北京對達賴的不信任乃至仇恨，使西藏問題的解?變得遙遙無期。

　　西藏危機的實質──獨裁與自由的衝突

　　事實上，北京奧運之所以引發世界性的抗議浪潮，就在於中國仍然是個踐踏人權的獨裁國家，即便沒有近期爆發的西藏危機，北京奧運也不會得到高度的國際認同。也就是說，北京奧運危機是中共獨裁的危機，西藏危機的根源也是中共獨裁。

　　表面上，西藏危機是大漢族主義與少數民族要求高度自治的衝突，但實質上是中共獨裁與藏人爭取自由的衝突。就當下中國的制度現實和胡溫政權的執政策略而言，西藏危機延續到今天的最大危害，不僅僅是漢藏之間的衝突和仇恨的加劇，更是被誤導的民族衝突遮蔽制度之爭。如果獨裁制度不變，即便沒有此次西藏危機，中共也決不會接受達賴喇嘛的「不謀求獨立而只要求自治」的中間道路。

　　達賴喇嘛要求的高度自治非常類似香港的「一國兩制」，他在最近接受《亞洲周刊》採訪時也以香港為例說：「一國兩制」當然可以作為解決西藏問題的模式。北京擁有國防和外交的權力，而西藏地區的資源，中央政府在兼顧環保的原則下，當然可以開發，造福全國人民，但也必須依據全球化的慣例，讓本地人民能?分享一定比例的資源。如果胡溫政權接受了達賴喇嘛的「高度自治」，也就等於中央政府向西藏讓出了治權，使大陸地區出現類似香港的「一國兩制」，這是一黨獨裁政權斷斷不能接受的。

　　藏人與漢人同受中共奴役

　　因為，西藏問題，既不同於香港，更不同於台灣。

　　台灣脫離中國中央政府的統治已經百年。即便一九四九年奪取大陸政權的中共也從未治理過台灣。台灣在國民黨政府的治下，不但享有獨立的外交和軍事，而且保有聯合國成員資格直到一九七九年中美建交。現在，台灣已經完成了政治制度的轉型，擁有基本人權和日益完善的民主制度，台灣總統來自二千三百萬台灣人的直接選舉，北京就更無法染指台灣的內政、外交和軍事。

　　一九九七年之前，香港的治權一直操控在港英政府的手中。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大陸，也僅僅是主權意義上的回歸，而香港的獨立治權由「一國兩制」來保證，其經濟、政治、法律等基本制度也是港英政府留下的。即便回歸後的特首需要北京的點頭，但特首必須由港人出任，特區政府也是獨立治理香港事務。何況，香港還擁有不同於大陸的市場經濟、獨立司法和新聞自由。

　　而西藏，如果說，一九五一年北京與拉薩簽署的「十七條和平協議」，明確劃分了中央政府與西藏自治區的權限，確保了達賴喇嘛的獨立治權，是中共統治中國後的第一個「一國兩制」的文件，截至一九五九年西藏叛亂之前，達賴喇嘛和噶?政府還部分地掌握西藏的獨立治權，多少還有點兒「一國兩制」的味道，那麼，一九五九年之後的西藏已經徹底喪失了自己的獨立治權，十四世達賴被迫流亡，十世班禪被軟禁在北京，中共中央?行奪取了西藏的治權，派往西藏的歷任黨委書記就是這種治權的具體執行者。從此以後，藏人也像漢人一樣，不僅必須臣服在中共獨裁的治下，而且也經歷了漢人所遭遇的人權災難，特別是在文革時期，藏文化和藏人所遭遇的大災難決不次於漢文化和漢人。藏人的活佛、貴族、商人、藝人、藏醫等被批鬥被遊街被毆打被囚禁，甚至被迫害致死。十世班禪喇嘛就被囚禁了將近十年，漢人的走資派和社會名流也遭遇了同樣的命運。

　　改革開放以來，漢藏民眾都經歷過八十年代充滿希望的時期，也都在一九八九年經歷了喋血的慘劇，經歷了八九後的強力鎮壓與金錢收買。現在，雖然漢藏兩族的經濟都有了很大的發展，民眾的物質生活也得到提升，起碼不必像毛時代那樣為起碼的溫飽而掙扎，但是漢藏民眾仍然都缺乏基本的人權，藏人所沒有的各類自由，漢人也沒有。在西方享有崇高聲譽且獲得一九八九年度諾貝爾和平獎的達賴喇嘛，?被中共當局誣衊為「披著袈裟的豺狼，人面獸心的惡魔」。已經流亡在外將近五十年，六四後流亡海外的漢人異見者，也被中共誣衊為「敵對分子」，時至今日也無法回家。中共當局對付達賴喇嘛的手法，也被用於對付漢人的法輪功和其他民間宗教（比如，逼迫藏人詆毀達賴喇嘛，逼迫法輪功信徒詆毀李洪志）。

　　西藏危機中的漢藏民族衝突是中共故意誤導，是表層，獨裁與自由的衝突才是實質、是深層。漢藏民眾共同面對同一個獨裁政權，藏人面對的主要問題，也是漢人面對的主要問題。在此次危機中，當漢族民眾在互聯網上向達賴喇嘛大吐口水時，遮蔽的恰恰是漢藏民眾最真實的處境──我們都是獨裁制度的「囚徒」。只要漢人還處在無自由的獨裁治下，藏人也不可能先於漢人獲得自由；只要內地民眾無法獲得真正的民間自治，藏人和其他少數民族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民族自治。

　　達賴是西藏文化的靈魂

　　放逐藏人的精神領袖和經濟收買普通藏人的兩手治藏政策，表面上看是成功的，但實質上是失敗的。因為，以藏傳佛教信仰為核心價值的西藏文化，其政教核心是幾大宗教領袖，特別是達賴喇嘛是藏人的至高領袖，他的有家不能回使雪域文化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之魂。而對於一個以信仰為生命核心的民族來說，無論是高官厚祿還是累積高達千億的無償財政優惠，無論是?制灌輸世俗意識形態還是禁令、監獄、軍隊等政治高壓，都無法收買藏人對達賴喇嘛的敬仰和忠誠，都無法使虔誠的信徒低下仰視神靈的頭。十七世噶瑪巴放棄中共政權給予的豐厚優惠而出走印度，無數藏民冒著巨大人身風險而投奔達蘭薩拉，堅守在西藏的信徒進行的一次次示威遊行……，在在明示著一個難以被物質利益同化、更難以向強權鎮壓屈服的宗教民族的靈魂，這種來自信仰的高貴將使任何世俗手段失效。

　　更為具體的現實是，如果達賴喇嘛遭遇不幸，以他為代表的溫和路線將難以為繼，堅?主張用暴力反抗謀求西藏獨立的激進年輕一代就會成為西藏流亡政府的主流。以中共執政後在西藏製造的文化災難和人權災難之深重，激進派不愁找不到煽動民族仇恨和暴力反抗的資源。

　　所以，西藏問題的解決，在根本上有賴於整個中國的政治體制問題的解?。不管西藏問題的未來解決採取何種模式，整個中國的民主化都是必須的政治前提。達賴喇嘛與胡溫的真正和談能否開啟，開啟了能否談出具體成效，不取決於北京與達蘭薩拉之間的關係如何定位，也不取決於西方社會的外部壓力，而是取決於大陸內部政治改革進程。中國的政治民主化真正啟動之時，才是北京與達賴喇嘛的談判真正開始之日。

　　唯一的現實出路:與達賴和解

　　如果中共政權還不面對現實，如果漢人精英還不捫心自問，西藏問題非但無法和平解決，反而可能隨著中共政權控制力的日益消弱和民族仇恨的愈演愈烈，而釀成兩敗俱傷的暴力衝突。此次拉薩騷亂不過是更大衝突的預兆而已。

　　首先，趁著中共還能控制局面，趁著主張非暴力的中間路線的達賴喇嘛還健在，盡早進行胡錦濤和達賴喇嘛的直接對話、談判，經過雙方各讓一步的妥協，達成雙贏結果的概率極高。只要簽署了協議，以達賴喇嘛在西藏的神聖地位和一言九鼎的崇高權威，他完全能?說服藏人接受留在中國之內實行高度自治的方案。這樣，既可以讓堅決主張獨立的激進派邊緣化，也可以大大改善中國在國際上的政治形象。特別是以達賴喇嘛在國際上的廣泛威望，他可以成為改善中國的國際形象的最佳使者。

　　其次，以達賴的中間路線為和平解決西藏問題的核心，可以為解決台灣問題以及其它民族問題提供示範，免除將來極有可能出現的由於民族矛盾的激化而爆發大規模分裂運動的危險。達賴喇嘛構想的高度自治的西藏，將是一個政教分離的民主西藏，這種民主試驗已經在流亡政府的轄區內進行。而且，在達賴喇嘛的有生之年，以他的智慧和威望，自上而下地進行民主試驗的成功率極高，如同當年蔣經國在台灣所做的一樣。這對於整個中國的政治轉型將產生巨大的示範效應。

　　西藏問題的解決，在根本上有賴於整個中國的政治體制問題的解決。中國不民主，藏人無自由。而中共開始與達賴喇嘛進行實質性談判之日，也將是中國的民主政治真正啟動之時。

二○○八年四月十九日於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