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與專政派的根本分歧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到一九八六年九月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是民主派與專政派勝負未決的鄧小平帝國過渡階段。

　　民主派的主要代表是胡耀邦。粉碎「四人幫」後，胡耀邦復出工作，是一九七七年三月，出任中央黨校副校長；比鄧小平復出工作早四個月。

　　先是華國鋒找胡耀邦出來工作。胡耀邦說自己是「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對象之一，不停止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難以工作。「華國鋒試圖說服胡耀邦，說「你先出來工作，問題總要解決，急不得」。胡耀邦未被說動。

　　華國鋒找葉劍英勸胡耀邦。葉對胡說:「你還是出來工作好，也是幫助我啊!讓你當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華國鋒兼校長是掛名），憑你的智慧和才幹，是可以搞出點名堂來的。」胡答應了。

　　胡耀邦一出手就抓住關鍵

　　胡耀邦一到中央黨校，就選擇了改變中國歷史命運的兩個「突破口」。

　　一個是打破思想枷鎖。胡耀邦認為，不打破兩個「凡是」，不把被顛倒的思想是非、理論是非、路線是非再顛倒過來，全國人民的精神得不到解放，中國的命運就無從改變起。

　　一個是打破組織枷鎖。胡耀邦認為，不平反?假錯案，不把被顛倒的幹部路線糾正過來，牽涉一億人的親人還在?獄之中，靠什麼力量改變中國命運?

　　胡耀邦於一九七七年五月佈置中央黨校三位教師研究、撰寫《把被顛倒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一九七七年十月七日在《人民日報》發表）；一九七七年七月創辦《理論動態》，就是進攻這兩個突破口的戰略部署。

　　那時尚未恢復工作的鄧小平，也對兩個「凡是」提出批評。一九七七年四月，華國鋒派汪東興和李鑫找鄧小平談話，要鄧小平承認兩個「凡是」，承認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但與鄧無關；以便「創造條件結束批鄧」、讓鄧小平出來工作。

　　鄧小平說:「兩個〔凡是〕不行。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問題，也說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鄧小平認為:「毛澤東思想是個思想體系。我們高舉旗幟，是要學習和運用這個思想體系，以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指導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鄧小平反對兩個「凡是」，是反對以毛澤東的「片言隻語」、「割裂、歪曲、損害毛澤東思想」。

　　三支思想部隊

　　於是在「打破思想枷鎖」這一戰場，有三支思想部隊。

　　一支是「凡是」派，即主張「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主要代表是華國鋒、汪東興、李鑫、吳冷西、熊復、胡繩、張平化、鄭必堅等。當時佔統治地位，實力最強。

　　一支是「準確、完整」派，由鄧小平個人提出，胡喬木、鄧力群、王震等支持；後來「凡是」派被「實踐」派打敗，大部分「凡是」派轉而依附「準確、完整」派，聯手攻擊「實踐」派。

　　一支是實踐派，主張「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踐派認為，兩個「凡是」是維護毛澤東的舊權威，不准改變過去的錯誤的東西。鄧小平的「準確、完整」，是樹立新權威，即由新的領袖或理論權威來判決可以改變過去哪些不「準確」、不「完整」的東西，這不過是打開舊枷鎖套上新枷鎖而已。實踐派不依附一切舊的和新的個人權威，把真理交給社會的、科學的實踐來檢驗，從而徹底否定了教條主義和理論專制主義。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發表後，「凡是」派與「準確、完整」派都來壓制。「凡是」派公開攻擊「文章犯了方向錯誤，理論上是荒謬的，思想上是反動的，政治上是要砍倒毛澤東思想這面旗」!「準確完整」派的「第一枝筆」胡喬木打上門來，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日到胡耀邦家中說:「爭論是你在黨校挑起的，爭論下去將造成黨的分裂，要立即停止，不准《理論動態》再登可能引起爭論的文章!」

　　但真理的聲音已傳遍全國，誰也壓不下去。就在胡喬木威脅「爭論下去將造成黨的分裂」後四天（六月二十四日），《解放軍報》在羅瑞卿大將支持下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給胡喬木當頭一棒。接著周揚在七月二十四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討論會講演中指出:

　　「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爭論，我看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

　　周揚的講演，在全國產生重大影響；被視為對這場爭論的定論。

　　針對兩個「凡是」提出兩個「不管」

　　在另一個「突破口」打破組織枷鎖方面，胡耀邦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兼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後，立即對平反全國?假錯案採取行動。他針對兩個「凡是」，提出兩個「不管」:

　　「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搞的，不管哪一級、什麼人定的、批的，都要實事求是改正過來。」

　　當時有人問:「毛主席批的怎麼辦?」胡耀邦答:「照樣平反!」

　　一些毛澤東親批的要案、大案，胡耀邦都組織專人複查。不但毛澤東搞錯了的要平反，華國鋒、鄧小平搞錯了的也要平反。涉及幾十萬知識分子命運的反右派案，當時直接主持者是鄧小平和彭真，平反阻力極大。在鄧小平、彭真領導下打了大批右派的蔣南翔等人，竭力阻止為自己打的右派平反；胡耀邦力排眾議，為絕大多數右派都平了反。只因鄧小平堅持「反右派鬥爭有必要，錯在擴大化，」最後不得不象徵性地留下幾個「頭面人物」。這個保留至今帶來後患。

　　三中全會──實踐派全勝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可以說是實踐派對「凡是」派和「準確、完整」派聯盟的一次勝利。

　　三中全會的議程本來很簡單:一是討論農業問題，二是通過一九七九、一九八○年國民經濟計劃。鄧小平建議全會前開工作會議，用兩、三天時間討論一下「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問題。鄧小平讓胡喬木起草的講話稿，是把「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完整準確」地納入「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毛澤東思想體系」。胡喬木寫道:

　　「全黨全軍經過這兩年對林彪、四人幫的揭批查鬥爭，從組織上整頓了各級領導班子，從思想上清理了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歪曲篡改，恢復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全黨全軍全國各民族的安定團結現在已經有了鞏固的基礎，完全有可能實行工作著重點的轉移。只有這樣做才叫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才叫完整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體系。」

　　然而工作會議的進程出乎鄧小平、胡喬木們的預料。胡耀邦選擇的兩個「突破口」，平反?假錯案和真理標準之爭，在分組討論中欲罷不能。各組還議論開了西單民主牆提出的許多歷史是非問題。諸如:天安門事件，彭德懷和廬山會議，陶鑄和中央宣傳部問題，右派是摘帽還是徹底平反問題，劉少奇問題等等。

　　「凡是」派在會上發動攻擊周揚在真理標準討論中的講演。胡繩說:「有的同志在公開講演中宣佈黨內這種分歧不僅是思想問題，而且是政治問題、路線問題，是關乎國家前途命運的問題。雖然其用語不過是八股老調，但在國內、國際引起人們對安定團結局面的疑慮，其影響是不好的。」

　　胡繩的挑戰在會上重新燃起戰火，結果以「凡是」派失敗告終。工作會議從十一月十日開始，胡喬木的稿子是十一月十九日完成給鄧小平的。會議開到了十一月三十日，鄧小平發覺不對了，才廢棄胡喬木的稿子，要胡耀邦找人重寫。

　　中共官方文獻把鄧小平那篇講話定為「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實在是一大諷刺。那篇講話，不如說是在當時會外西單民主牆「大氣候」和會內各小組討論「小氣候」逼迫下的急就章，是在胡耀邦選擇的兩個「突破口」突破之後的必然產物。講話肯定真理標準討論的語言，是照錄被胡喬木指責為「分裂黨」的周揚在社科院講演。這不但是對「凡是」派的否定，也是「準確、完整」派的自我否定。

　　華國鋒在會議結束時的講話，肯定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對兩個「凡是」的錯誤作了自我批評。華國鋒說:「由於會議時間有限，這方面的問題不可能花很多時間來解決。中央政治局意見按照葉帥（葉劍英）提議，在三中全會後專門召開一次理論務虛會，進一步把這個問題解決好。」

　　理論務虛會的鬥爭

　　於是「打破思想枷鎖」的戰場，就轉移到理論務虛會。

　　當胡耀邦籌備理論務虛會的時候，胡喬木開始精心策劃一場新的「反右」鬥爭。他到處講話和游說，鼓吹當時出現了所謂「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否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基本觀點」的「三股風」，「形勢比一九五七年右派進攻時更嚴重」!

　　胡喬木的第一個游說對象是華國鋒（一九七九年一月二日），碰了釘子。華國鋒說:「無論如何不要反右派」!第二天（一月三日）又到中宣部游說。胡喬木說:「三中全會不可避免引起對毛主席全盤否定，連帶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趨勢都出來了。」胡耀邦批評他對形勢看法錯誤，不能說有「三股風」。胡喬木還攻擊《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人民萬歲》「只歌頌人民，不歌頌領導，是企圖建立一個民主黨來改造共產黨。」

　　在組織上，胡喬木收編了汪東興手下的「理論組」，使「凡是」派舊教條主義力量和「準確完整」派新教條主義力量合流，遏阻三中全會後全國蓬勃興起的自由民主潮流。

　　胡喬木終於在三個月後說動鄧小平，為鄧小平寫出那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在「三股風」之外，加上一股「否定無產階級專政」風，以「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來反對「自由化」。胡喬木後來把他這一勝利，得意地稱之為「三中全會後的分道揚鑣」。

　　胡喬木、鄧力群、吳冷西們的專政派（包括「凡是」派和「準確、完整」派），早在那時已蓄意除掉胡耀邦、周揚、胡績偉們代表的自由民主力量，而胡耀邦還毫不在意。

　　胡耀邦在十一屆三中全會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擔任黨中央秘書長，同時兼任中央黨校、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職務。解放思想和平反?假錯案兩個「突破口」，仍在他領導之下；但愈是深入進行下去，遇到的阻力愈大。胡耀邦感慨地說:「禁錮我們這個民族創造力的，一個是精神枷鎖，各色各樣的教條主義；一個是組織枷鎖，各種錯誤的組織結論，壓得抬不起頭，無法發揮各自的聰明才智。這樣一個精神上、組織上被禁錮、被壓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麼可能與世界上的發達國家進行自由競爭?」

　　胡耀邦注意力轉向經濟

　　三中全會後，胡耀邦的注意力轉向經濟方面。胡耀邦說，他做過軍隊工作、組織工作、宣傳工作，現在想專心研究一點經濟問題，從縣一級研究起。中國幅員廣闊，經濟條件千差萬別，解剖一個麻雀，樹立一個典型，像大慶、大寨，全國都來照搬的那個辦法，搞現代化建設看來不行。他要走遍全國省、市、自治區兩千多個縣級單位，進行比較研究，思考國家的發展戰略。

　　胡耀邦提出進行「三場大討論」的構想:

　　第一場真理標準討論，思想路線沒有解決。否定了兩個「凡是」，還會有新的「凡是」；破除了舊的個人迷信，還會有新的個人迷信。

　　第二場生產目的討論，國家的發展戰略，究竟是為生產而生產，為完成國家計劃指標而生產，還是為滿足全國人民的需要?

　　第三場是人的解放。胡耀邦珍視自由、民主、人道價值，期待中國人民掙脫專制枷鎖，解放成為人。他喜歡引用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那句話:「思想的閃電一旦真正射入這塊沒有觸動過的人民園地，德國人就會解放成為人。」胡耀邦說:「這篇東西是馬克思早期寫的著作，因為當時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德國還是個封建社會，還是農奴制，農民還是奴隸，我們不要把自己降成一個奴隸。」

　　圍繞生產目的討論的鬥爭

　　胡耀邦發動生產目的討論，是一九七九年九月。他批了《人民日報情況匯編》一篇文章《斯大林對雅羅申柯為生產而生產觀點的批判》，要《理論動態》結合經濟戰線的思想實際，寫出一篇關於生產目的的文章開展討論。這篇題為《要真正弄清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的文章(一九七九年九月三十日)發表後，全國有二十個省市自治區的報紙發表文章和座談參與討論，反應熱烈。胡耀邦在十月九日全國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上，再次提出發展速度和生產目的問題。他說:

　　「與速度直接關聯的是平衡問題。有人對過去幾次比例失調留下太深印象，總怕財政收支、產銷、物資供應的平衡不能保持，主張放慢速度。我們不要用靜止的、凝固的、機械論的觀點來看平衡，只要認真改進死板的財政信貸管理、物資管理等辦法，事情大有可為，要大膽吸收外資，來增加我們的建設資金，不要因為經驗不足吃了一點虧而因噎廢食。」

　　胡耀邦談到生產目的時引用了斯大林對雅羅申柯的批評:「雅羅申柯同志忘記了，人們不是為生產而生產，而是為滿足自己的需要而生產。他忘記了，跟滿足社會需要脫節的生產是會衰退和滅亡的。」胡耀邦說:「我們黨內相當多人沒有弄清生產目的，把手段當成目的了；為生產而生產，使得我們現在的經濟結構很不合理，是畸形發展的，同社會需要和人民生活需要長期脫節，缺乏活力。」

　　這場討論對胡耀邦來說，是為國家更好更快發展，並沒有想到觸怒了陳雲為首的計劃經濟官僚集團。胡喬木再次得意洋洋到胡耀邦家中制止生產目的討論，被胡耀邦拒絕。胡耀邦說:「上回喬木來阻止真理標準討論，我有點退卻之意，這一回我告訴他:我毫無退卻之意!」

　　然而胡耀邦沒有料到，這回從陳雲來的壓力，比上回從華國鋒來的壓力，強大何止百倍。何況上回在關鍵時刻支持胡耀邦的羅瑞卿大將已去世；上回實踐派主角之一、掌控《理論動態》的吳江，這回卻責怪「胡耀邦不懂經濟」!?後來吳江還給胡耀邦寫信，引用《?書?堯俞傳》稱讚堯俞為人「厚重言寡，遇人不設城府，人自不敢欺」；批評胡耀邦「過去說自己在經濟上是打麻雀戰，現在地位變了，麻雀戰的方法怕也得變一變；這方面言寡恐怕要比言多適當一些。」

　　吳江根本不懂，胡耀邦在經濟領域，早已不是打麻雀戰。他雖然被迫暫時停止生產目的討論（胡喬木自己阻止不成，又搬出余秋里、陳雲，最後把鄧小平也搬出來），但他思考國家經濟發展重大戰略的決心與信心始終不變。他著重研究了國家未來二十年發展的速度問題、生產與消費的互動關係、發展對外經濟關係三大領域，都提出了自己的獨立主張。

　　現在人們較多看到的是胡耀邦與專政派在政治領域的根本分歧，而較少注意到胡耀邦與專政派在經濟領域的根本分歧。長期以來流傳著一種虛假觀念，類似吳江那樣認為胡耀邦「不懂經濟」，只有陳雲和姚依林他們才「懂經濟」。他們分辨不出胡耀邦研究的是現代市場經濟；陳雲姚依林們「懂」的是教條計劃經濟，對現代市場經濟一竅不通。

　　在歷史上，胡耀邦同鄧小平的分歧主要在政治領域；而同陳雲的分歧主要在經濟領域。鄧小平帝國三十年的實踐已經證明，不但政治戰場上站在歷史正確一方的是胡耀邦；經濟戰場上站在歷史正確一方的也是胡耀邦。

　　下面簡要談談胡耀邦在發展速度、生產與消費、對外經濟關係三大領域同專政派的主要分歧。（未完待續）

二○○八年四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