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缺「裡應外合」條件

　　不過，面對這些宏觀而根本的問題，本港知識界也不乏評論者。最近，本港一位學者針對李柱銘所領導的民主運動，發表了一種相當有趣的見解，或許也反映了部分市民的意見。他認為以李柱銘為首的泛民主派持續地打了一場艱苦的民主抗戰，讓民主理念深植民心，值得肯定。但這條抗爭路線越來越僵化，泛民人士沉醉於民主鬥士的光環，趨於泛道德化，堅持強硬立場，背離主流民意，窒礙民主進程，因此今後泛民應把抗爭與協商並舉，團結建制內外的力量共同推動民主，方屬正途。他又舉了美國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與詹森總統艱苦結盟作為例子，說他又傾又砌，裡應外合，最後促使國會通過民權法案，成功的關鍵在於抗爭與協商策略的巧妙運用。

　　乍看之下，這種說法靈活變通，既和諧又可奏效。但經細心思考，人們不難發現這種論點的破綻：它沒有好好掌握歷史上大部分和平民主運動足以成功最精微的關鍵。無此認知，只像把種子撒在石頭上，民主很難開花結果。

　　一場和平理性的民權或民主運動如要圓滿成功，十居其九需要建制中人誠心肯定該建制外運動的核心價值，方有可能開展協商，達成妥協，和平地擺平各現實利益，做到裡應外合，卒底於成。馬丁路德金與詹森總統裡應外合的例子，實屬明證。另外，被譽為「台灣民主之父」的黃信介先生，在九十年代初期，以民進黨大老的身份，推動解散萬年國會、總統直選，其所以能夠迅速成功，讓台灣社會和平轉型，畢竟離不開前總統李登輝的裡應外合，迫使國民黨內非主流派靠邊站，真正讓朝野暗通聲氣，讓台灣民主開花結果。相反地，緬甸軍政府無意推行民主，因此不管昂山素姬再和平理性地爭取民主，結果也是徒然。以上例子都說明了裡應外合是許多和平民主運動的致勝關鍵。

　　特首逢迎上意拖延民主

　　然而，目前香港政壇沒有裡應外合、「朝中有人好說話」的客觀形勢。曾蔭權特首矢志「我要做好呢份工」，俯首聽命於中央黨國體制，絲毫不敢造次，對內明言親疏有別，揚言文革是極端民主的表現，就中央政府向泛民議員發還回鄉證一事又呼籲多做事少說話，倉促推動通訊監察法案限制民權，假借惡法封殺民間電台，對中聯辦介入本港選舉置若罔聞，將雙普選進度和細節、廢除立法會功能組別等嚴肅議題，用模糊焦點和巧立先圖後表名目等手段，以達成其拖延進度、痲痹民心和逢迎上意的終極目標，真的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如果期許曾特首為「香港的詹森」的話，那就未免嚴重脫離現實。話說回頭，在以前董建華政府時代，畢竟還有位開明坦蕩的陳方安生擔任政務司，如能取得實權，本可跟建制外的泛民裡應外合，為香港締造民主藍天。但中央介入，仕途夭折，無以為繼。自此，香港民主運動又要重新部署，整裝待發。

　　體制外抗爭，體制內佈樁

　　建制中人，多不勝數，陳太清流，曇花一現，泛民要另覓建制內有力志士撐腰，談何容易。如果朝中無人可教日月換新天，泛民絕對不應急於求成。時機未成熟就輕舉妄動，只會被陰沉的建制中人利用，落得被收編統戰的下場。既然沒有裡應外合的條件，也就不是建制內外合作的適當時機，民主派人士應當守時待命，勉勵市民堅持不懈，開拓「體制外抗爭、體制內佈樁」的新民主路線，為日後裡應外合、朝野通氣不斷創造機會。

　　在此期間，困擾泛民最大的問題莫過於財政負擔。畢竟這不是民主運動的獨特狀況。例如，當年台灣民進黨剛剛成立，開始數年也出現過瀕臨破產的財政問題。當時它的解決方案不是靠什麼黑道、財團，因為當時國民黨當權，民進黨基本上無權無勢，要沾也沾不上半點銅臭。幸虧黃信介以他個人雄厚的財政實力和人際網絡，自掏腰包，撐起了當時搖搖欲墜的民進黨，但從來不因此而獨霸黨權，反而讓各有志之士分享權力，真正做到無私奉獻。後來民進黨逐步掌權，對「信介仙」萬分感念，自有原因。

　　香港的泛民人士當中，似乎以公民黨內法律專業人士等人的個人積蓄比較豐厚，實可由他們慷慨解囊，共襄民主大計。奉私獻公，不僅是個人高尚道德，也是民主運動草創艱難時期的重要支柱。如果?以個人非必要的財產利益優先於民主運動的存亡絕續，畢竟難成大器。這或許是香港民主運動領導人士最值得深思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