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選舉─半世紀的激盪

　　台灣的地方選舉自國府遷台的第二年，即一九五○年，便已開始。一九五○年底至一九五一年初，各縣市進行了鄉鎮市代表選舉、縣市議員及縣市長選舉。雖然在威權統治及戒嚴時代，國民黨很快便遭受「黨外」本省人士的挑戰，一九五四年台北市（當時屬省轄市）選出了無黨派的高玉樹為市長，擊敗了國民黨的候選人；一九五六年的第一屆省議員選舉，完備了四級地方自治的架構，即「村里，鄉鎮（市），縣（市），省（市）」均實行民主選舉。

　　省級議員選舉進行了十多年後，本土勢力日漸強大，壓力直迫中央。事實上，在中國大陸選出的中央民意代表（國大代表及立法委員）年紀已老，小部份已過世，故需進行「增補選」。一九六九年舉行了第一屆「中央公職人員增補」選舉，本土人士得以進入中央體系，但一直受戒嚴法之限制而未能組織政黨。一九八六年蔣經國開綠燈，讓黨外人士組黨。一九九六年總統選舉方式由國大代表間接選舉改為全民直選。二○○○年出現第一次政黨輪替，到今年的二次輪替，可以算是民主化的里程碑。

　　假如馬英九上任後不完全回復中正紀念堂的原貌，而讓它永遠改為民主紀念館的話，應該陳列歷任總統對民主發展的貢獻，包括蔣中正在內；因為他在以戒嚴法保障台灣安全的同時，能讓台灣人民發展四層級的選舉，也可算是為民主播種。蔣經國解除戒嚴、報禁及黨禁，為台灣的民主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放眼今天的中國大陸，我們能想像何時才會出現同樣的領導人物？

　　香港選舉─四分三世紀的飄盪

　　香港也是在一九五○年代便開始有選舉，當時民選的市政衛生局議員，可參與討論「公園管理、掃街、倒垃圾、屠房管理、餐館監控」等。這個市政衛生局的職權後來慢慢增加，並演變為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一九八二年設立各區區議會，轄區比市政局小很多，民選議員約佔四分一，一九八五年增至三分二。一九九一年立法局開始引入直選議席。回歸前港英最後一屆的立法局有六十位議員，半數來自功能團體，二十位來自地區直選，十位由區議員互選產生。由於中共不同意產生的方式有利於泛民主派而不利於親北京派，原本四年的任期，做了兩年便於九七回歸時被中共趕下台，筆者即是被中共趕下台的立法局議員之一。

　　回歸後民主的發展有兩大倒退：

　　（一）特區政府取消兩個市政局以削弱民主派的力量及減低市民以代議制度參與政治的權力。

　　（二）立法會分開兩組（功能團體選出與直選產生的議員），因此，使反對特區政府的法案幾乎都不能通過。在此情況下，泛民主派唯有要求盡早實現雙普選（直選行政長官及全體立法會議員），但中共只答應在二○一七年行政長官的選舉可以用半普選（由大部份親共人士組成的選舉委員會選出候選人供市民投票選擇──其實是假普選）方式，及二○二○年用普選產生全部立法會議員。如按中共所允，香港最快也要到二○二二年再選行政長官時才可獲得真正的民主。

　　中共實施的所謂「一國兩制」，是「政經分離」的：經濟上「兩制」沒有問題，政治上則堅持「一國」（不民主的「一國」）；先讓香港民主倒退，然後再開慢車。

　　台灣與香港的比較

　　香港要比台灣走更長的民主之路，也不足為奇，大概可歸納為下列數個原因：（一）在長期的殖民地的統治下，香港人傳統上是經濟的動物，較不熱衷於政治，習慣了懶於爭取當家作主。（二）香港人多為現實主義者，自我認為沒有條件跟（中共）中央抗衡，倒不如做「順民」，希望中共給予香港更多的經濟優惠；事實上，香港要靠大陸供應水和糧食，更需要大陸的經濟奶水，很多人認為不要讓中共難堪。（三）香港人一向擁有高度的法治和自由，對民主的要求沒有那麼迫切；相對而言，台灣過去享有的法治和自由較少，因而渴望民主制度有較快的發展。（四）台灣數十年來民主發展的一大動力，來自族群主義者所謂「反對外來政權」的訴求，如果沒有這個因素，台灣可能也像其他華人社會一樣，在民主的路上慢慢走。（五）由於孫中山先生強調「天下為公」和宣示「全國以縣為自治單位」，自認奉行「憲政」的蔣介石，也不敢不實施有選舉制度的地方自治。一九五○年代的地方選舉，的確為台灣的民主發展打下基礎。香港則從殖民統治者手中移交到一黨專政的統治者。港英政府在一九五○至一九七○年代根本不想香港有發展民主的機會，回歸前十多年始為民主的列車匆匆的加大火力，中共接收後則倒車唯恐不及，香港注定了要走一條漫漫長路。

　　很多香港人不知道，不充分的民主，其實是會影響實際的生活的，缺乏有力的民主監督，官員便鬆懈而容易犯錯，或效率不彰。立法會的無力，便會有董建華的錯誤政策，和對商界的利益輸送。香港多次發生出現某一問題時，所有看來有關的政府部門都說與他們無關，這難道不影響香港人的生活素質嗎？這一次台灣大選或許會令更多的香港人提高早日實現全面民主的慾望。希望有更多的人醒覺，更多的人為他們自己的尊嚴和更美好的生活方式而奮鬥。

　　悲觀與樂觀看大陸的民主

　　台灣經歷了五十七年，才修成正果。香港看來要七十年以上，才能從點綴式的代議選舉走向全面民主。如以此類推，大陸豈不是要一百年，才能有真正全面的民主？以悲觀的角度看，的確如此。最近中共的兩會，仍然進行那種百分之九十九高票當選的遊戲，他們何時才會走到台灣在一九五○年做到的地方選舉？楊力宇教授曾指出胡錦濤和溫家寶近年來有八次言論顯示他們會重視民主，並會有所作為。但去年中共十七大和今年十一屆全國人大，均無任何進行民主改革的跡象，令楊教授及不少海內外知識分子失望。似乎胡溫仍然緊守中共的傳統：說一套，做一套，民主「口惠而實不至」。楊教授於去年十月指出：「中共似有意構建『協商民主』的理論架構，以免政治改革之停滯拖累經濟改革；中共顯然有意拖延政治改革和民主選舉的進程」。果然，今年三月初十一屆全國人大開幕前夕，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撰文推崇「協商民主」。所以楊教授的「短程悲觀」是有理由的，但他認為，長遠來看是樂觀的，因為世界潮流不可阻擋，經濟現代化一定推動民主化。

　　其實，我們還可以有其他樂觀的理由：

　　（一）台灣大選的衝擊，非同小可。大陸中央電視台對台灣大選的密集報道，影響大陸人心頗巨。二十多年前，台商開始登陸，那時大陸很多人問：「為甚麼台灣人比我們有錢？」那是第一波衝擊。現在大陸很多人問：「為甚麼台灣人可以選自己的領導人，而我們不能?」這是第二波衝擊，將引起大陸民心漸變，想拉近與台灣的差距。

　　（二）胡錦濤如想在歷史留名（甚至與馬英九共領諾貝爾和平獎），定必配合台灣最新情勢的發展，在短期內（任期內）促使兩岸交流大幅增加；赴台觀光的人士大部份將會是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數以百萬計赴台觀光回來的人士（嚮往台灣的民主生活方式），加上過百萬在大陸的台商及家屬，將在大陸社會促進「人心思變」。

　　（三）當大陸越來越多的人明白兩岸不能統一的癥結在於大陸沒有民主，便會尋求改革。

　　（四）似乎胡、溫在黨內仍有很多顧忌，不敢主動提出民主改革，他們可以「被動的」令改革出現，但需借助外力和內力。外力就是上述民眾在社會上形成的壓力，內力就是不靠共產黨的關係而是靠考試進入公務員系統者。這兩股力量的結合，從下而上每次提出一小步的改革，令中共的頑固保守派不能怪罪於胡、溫。

　　（五）目前海內外民運人士勢孤力弱，但當社會上要求改革的呼聲形成勢頭，民運人士便可能有切入點。他們將會是中國大陸的第一批「黨外人士」。

　　假如有這些情況或其他有利因素出現，大陸的民主發展，應較台灣的民主進程更快，不但不需要等一百年，甚至不需要等五十年、三十年，正如大陸的經濟改革，借鑒了台灣經濟發展的經驗，速度比台灣更快。只要大陸有民主，二十一世紀才真正是屬於中國人的世紀。

（本文作者為旅美時事評論員、前香港立法局議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