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一九六六年七月，《紅旗》雜誌?載了以阮銘、阮若瑛署名的文章《周揚顛倒歷史的一支暗箭》，上綱、上線批判周揚，嚴重傷害了周揚。一九七五年周揚出獄，住進了萬壽路西街的中央組織部招待所。我們登門道歉，得到周揚的諒解。這九年間以及以後的數年間我們彼此都有著曲折的經歷，在周揚的晚年我們竟相交忘年。這裡有著鮮為人知的故事。

　　批周揚文章發表的前前後後

　　「文革」之前我們在中央宣傳部工作。一九六五年阮銘被調派參加了中宣部派往北京大學的社會主義教育工作隊，隊長是張磐石副部長。工作隊後期被批犯了方向性錯誤，工作隊員紛紛表態檢討，批張磐石劃清界線。阮銘轉不過彎子，思想不通。他雖然只是一般工作隊員，但也成為重點批判對象。事後回到中宣部就靠邊站，沒班可上。這期間他躲在家裡通讀《魯迅全集》，發現第六卷《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一文的解釋歪曲了事實。他隨手寫了一篇小文《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此條注釋在二○○五年新版《魯迅全集》第六卷中已完全改寫了）。後來，阮銘被作為犯了錯誤的幹部，隨中宣部四清工作隊去門頭溝農村監督勞動。

　　我對他寫的《顛倒》一文也有同感，想把它投稿以糾正對魯迅當時情況的歪曲。這時「文革」序幕剛揭開，中宣部內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中宣部是閰王殿，要打倒閰王，解放小鬼。」聽傳達的中、上層幹部有人驚恐有人悲痛流淚。我出於對毛的尊敬和自身處境，很自然的自比為受壓迫的「小鬼」，對即將到來的「文化大革命」滿懷激情的投入了。陸續看到《人民日報》?載的文章、社論，按照它的調子對《顛倒》一文作了些修改，又考慮到這條注釋不知出自何人之手，應該請領導把一把關。徵得阮銘同意後，我騎車把文章親手送交中南海西門的信訪科審查。

　　過了一些日子，真是出乎意料，我突然接到陳伯達的秘書王保春的電話，說要來接我去釣魚台中央文革小組討論文章，並說剛才已去門頭溝接阮銘。當時一輛黑頭大轎車停在村口接阮銘時，工作隊員以為阮銘被抓去關押呢!王保春讓我到中宣部門外，沙灘大街路旁上車，陳伯達已經坐在車裡了。因為我做機要工作，常去正、副部長家中送取電報、文件，所以他認識我。問我說:

　　「妳姓阮，知道阮ｘｘ嗎?」

　　「他是我的父親。」我回答。

　　「哦，我和妳父親是老朋友啊!三十年代在北平一起做地下工作，很熟悉。」

　　其實我早就聽父親說過，他和陳伯達在三十年代在北平地下黨一起工作，他們的公開身份都是大學教授。我不喜歡攀這層關係，稱叔叔，稱伯伯，只作為上下級工作關係。車開到了釣魚台十六號樓，這是中央文革小組的辦公地點。

　　上樓一看，阮銘已經到了，在座的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關鋒、戚本禹、尹達等人，還有穆欣，他也有一篇關於兩個口號之爭的文章要討論。這時，我們的文章已打印出多份，參加討論的人手一份，還附了一批資料，是文中提到那條解釋的原稿影印件。討論開始時，戚本禹告訴我們說，《顛倒》一文經毛主席看過，認為可用，討論修改後發表。經過逐段、逐句的討論後，決定由阮銘根據討論的意見修改，然後再討論定稿。隨後阮銘就被秘密安排到西郊馬列研究院改稿。

　　第二次開會討論修改稿時，文章的標題已被陳伯達改成《周揚顛倒歷史的一支暗箭》。當初我們寫這篇文章時，根本就不知道這條注釋同周揚有什麼關係。我看到文章已改得面目全非，我提出這篇文章和我已沒什麼關係，我不想署上我的名字了。實際上我的內心深處另有想法，周揚是我尊敬的長者，我同他有過一些直接的接觸，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不願意用那些尖刻的語言對待他。戚本禹望著我大聲說:「妳害怕了嗎?這篇文章毛主席說過，有兩個年輕人寫了一篇好文章。……妳不署名，兩個年輕人變成了一個，不好吧!」我只好答應共同署名。我們提出需要根據注釋原稿影印本作些調查，確認筆跡。會上決定由《紅旗》雜誌社開具介紹信，我們可向有關人員調查。

　　我們訪問了馮雪峰，他在病中，熱情的接待了我們，他坦誠說這條注釋是他自己寫的，不是周揚寫的。不過經誰修改、審批的，他不清楚。我們看到的影印原件上，馮雪峰起草的打印稿有一大部份被林默涵勾掉，攻擊魯迅的那一段是林默涵親筆加上去的。周揚只改幾個字。

　　這篇批周揚的文章，最後由一九六六年七月《紅旗》雜誌發表。該期雜誌的社論，第一次點名批判周揚。我們的文章發表後，又經《人民日報》轉載，電台廣播。當時「文革」風雲正濃，阮銘就成了所謂的「革命左派」。

　　後來，我們悟出《顛倒》一篇小文送到中央恰遇上毛想批判周揚，這篇文章就被利用成了一粒子彈。

　　「文革」初期保護周揚夫婦

　　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陶鑄來到中宣部任部長。他依靠阮銘開展運動。後來陶鑄成了中共第四號人物，工作太忙，將他在中宣部擔任的文革委員會主任一職改由群眾投票選舉產生。結果阮銘當選為文革委員會主任。

　　周揚在「文革」之初剛剛作肺癌切除手術，身體虛弱。阮銘考慮到他的身體難於承受紅衛兵的批鬥，請示陶鑄擬將周揚易地療養。陶鑄讓阮銘寫報告請示中央。當時毛在南方，中央由劉少奇主持工作，劉少奇批示的大意是:有錯誤不要緊，有病養病，病好了作檢查。為了方便照顧，阮銘為周揚安排了距北京較近的天津療養，周揚四清時曾在天津蹲點，天津市委負責人對他很熟悉。天津市委安排周揚在一個僻靜的內部招待所居住，阮銘安排了周揚夫人蘇靈揚陪同，還讓他的秘書負責聯絡，不像一般的作法，讓秘書和首長劃清界線，揭發、批判。這樣，周揚得到一個安靜、舒適的環境，安心療養。

　　八月份，蘇靈揚外出，不慎被中國音樂學院的紅衛兵發現，將她揪到北京批鬥。她在學院裡受盡折磨，剪頭髮，逼她在泥地上爬行，木棍打，皮帶抽，髒水澆頭等等，又將她拉上大卡車遊街，用細鐵絲吊著小黑板掛在脖子上，黑板上寫著「我是周揚的黑老婆」。讓她跪在磚頭上，一路走一路喊「我是周揚黑老婆」，不喊就挨打。卡車開進了中宣部沙灘大院，守在門口的中宣部工人、司機看見了，趕忙跑來找阮銘想辦法搭救。阮銘聽說這種慘狀急忙跑去交涉，看來對這幫兇惡的紅衛兵沒法講道理，阮銘就大聲喝斥說，「蘇靈揚是中宣部的人，應該由我們批鬥，馬上把人交出來!」在旁邊的工人們也一同呼喊，他們才不得不把蘇靈揚推下卡車交給了阮銘。阮銘安排遍體鱗傷的蘇靈揚到圖書館樓一個單人房間隱密地住下來，讓黨委辦公室的胡淑蘭陪伴照料，並有部內的醫務人員為她療傷、敷藥。直到她磨破的雙膝和摞破的脖子傷口痊癒，又派車將她送回到天津周揚的身旁。

　　周揚不畏壓力，為阮銘寫客觀公正材料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陶鑄被江青、陳伯達陰謀打倒，阮銘立即被揪鬥。他們揪不到住在中南海的陶鑄，整天揪鬥阮銘洩憤，沙灘大院刷滿了大標語：「打倒陶鑄必須批判阮銘」，稱阮銘為「小閻王」、「陶鑄走狗」。

　　接著中央派了陳伯達、戚本禹、姚文元來接管中宣部。那一天，在中宣部教育樓開全體幹部大會宣佈接管。陳伯達在大會講話中突然點名阮銘讓他站起來。他怒斥阮銘有甚麼資格給中央寫信！還說：「你是一個沒有知識的知識份子，再不懸崖勒馬，就會掉到萬丈深淵。」阮銘理直氣壯大聲回答：「我有權利向中央反映情況。」陳伯達氣急敗壞，滿臉通紅，張口結舌，接著台下一片口號聲：「阮銘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罪該萬死！」

　　過後，有好心人勸阮銘給陳伯達認個錯，關鋒、戚本禹也派人找阮銘談話，叫他認錯，都遭阮銘拒絕。

　　後來對中宣部實行軍事管制。一九六九年秋天，軍管組帶領全體幹部工人到寧夏賀蘭山下辦幹校，種水稻。到一九六九年底，十二月三十一日，陳伯達自北京打來長途電話到寧夏，把阮銘打成現行反革命。陳伯達倒台後，軍管組又將阮銘的罪名改成反康生、反軍，被關押了一年多，直到林彪摔死在溫都爾汗。聯繫指揮軍管組的中央辦公室副主任王良恩上吊自殺，才把阮銘釋放回家。一九七四年中宣部幹校結束撤回北京。原中宣部的大部分幹部都陸續分配工作上班了，我們一直閒呆在家待分配。

　　一九七七年夏，胡耀邦托人找到阮銘，調他到中央黨校幫他辦一個刊物《理論動態》，目的就是為了打破「思想枷鎖」，反對「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定，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的遵循）。在胡耀邦的領導下，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以「特約評論員」和「岳平」的署名，發表了一系列文章，起到了解放思想的先鋒作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更擊中了黨內教條主義的要害，也引起了新教條主義者陳雲、汪東興、胡喬木、鄧力群的影射攻擊，藉口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進行阻撓。鄧力群利用他所控制的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網羅了陳伯達、關鋒、姚文元手下的「大批判」原班人馬，搜集一九八○年報刊上探討改革的見解，進行歪曲、肢解、纂改後加上「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四項原則」的罪名上報中央，製造緊張空氣。他們的策略是先從胡耀邦身邊的人下手。理論研究室的正副主任吳江、阮銘、孫長江成了他們攻擊的目標。他們選擇了鋒芒畢露的阮銘開刀。鄧力群親自整了一份題為《阮銘同志的幾個政治觀點》的材料，羅織了七條罪狀。鄧力群還故意將登在《理論動態》的一篇署名孫長江的文章《論謙虛謹慎》說是阮銘寫的，並說這篇文章是影射攻擊陳雲的，說成是「胡耀邦指使阮銘反陳雲」。他更進一步派他安插在中央組織部的親信編造了所謂「阮銘在文革初期迫害老幹部的罪行」材料。他們分別找了熊復、劉祖春、張磐石、林默涵等人，按他們的意圖，分別寫了不實的「談阮銘」的調查材料。鄧力群還親自寫了一篇《鄧力群談阮銘》。其中熊復還是被阮銘救了一命的，也昧著良心寫出誣蔑阮銘的材料。原來北師大的紅衛兵揪鬥熊復，批鬥會就在中宣部大食堂進行。熊復在挨批鬥中突然心臟病發作不支，中宣部的幹部友人看到，急忙跑去找阮銘解救。當時阮銘因病在家休息，為不被干擾，我把他反鎖在家，跑去找阮銘的人讓他從窗戶跳出來（我家住一樓），急急趕往現場。「不許熊復耍賴！」「不許熊復裝死！」口號聲一陣陣傳來，阮銘看勢說服是沒用了，就派車等在門口，讓幾位身強力壯的工人強行將熊復架到汽車上，送去協和醫院搶救。過程中阮銘還被憤怒的紅衛兵踢了一腳，正中腰部，痛了好幾天。阮銘還派人在熊復病房門口值班，以防有人闖入。《熊復談阮銘》竟然昧著良心，顛倒黑白。

　　更有甚者，鄧力群的親信竟然無中生有，捏造出一份「周揚談阮銘」的材料，散發到中央黨校各個黨支部。周揚十分氣憤，當即寫了一份客觀公正的材料送到中央黨校黨委和校長王震處。校長王震一來到黨校，就在教研室用拐杖敲地咚咚響的說：「你們知道有個阮銘嗎？我就是要同他較量較量！」大家聽了都莫名其妙。王震揚言要三天之內開除阮銘。王震看到了周揚寫的証明材料，同時原中宣部辦公室主任童大林也寫了一份客觀、公正的材料給王震。王震把周揚夫婦和童大林找去他家，對他們說：「你們不了解阮銘，他利用胡耀邦反陳雲。」周揚覺得這個說法很奇怪，對王震說：「王老，你認識阮銘嗎？我總比你更了解阮銘吧？」心直口快的蘇靈揚插話說：「你不知道吧？要不是阮銘搭救，我早就沒命啦！」王震蠻橫地說：「你們以後不許在阮銘問題上說話！」

　　阮銘向中央紀律委員會提出申訴，並得到李昌書記的受理和接見，他態度鮮明的說，現在不能再製造新的冤假錯案了。在中紀委展開調查期間，鄧力群看形勢不妙，向王震獻策去找陳雲限制中紀委調查。王震從陳雲處得到了三句話：「阮銘不能留在黨內，阮銘不能留在黨校，全國報刊不准發表阮銘的文章。」於是中央黨校在不准阮銘參加的支部大會上舉手表決開除了阮銘，說誰不舉手就是同中央不保持一致。阮銘沒有在開除決定上簽字，並寫了反駁意見。中直機關黨委書記（馮文彬）也沒有批准這個決定。只是王震說了算。

　　同周揚晚年的交往

　　前面提到，一九七五年周揚出獄後，住在萬壽路中組部招待所，我們登門道歉，我們講了對文化大革命的初期激情投入，到後來逐步醒悟的過程。周揚說年輕人犯錯誤是可以理解的。對所謂「說理」的批判還可以承受，最難接受的是硬讓你承認是叛徒。他說：「我沒被捕過，怎麼會是叛徒！不承認就動手打人。」他們把周揚的一隻耳朵都打聾了。我們關切地問，這九年中受了不少苦吧？周揚只淡淡地嘆了一口氣，他不願訴說過去經受的苦難。

　　周揚和我們談到他今後的打算，他說想整理他的著作，出版文集，想總結三十年代上海文藝運動的經驗，想寫回憶與毛澤東、周恩來的接觸，他們與他的談話和指示，等等。阮銘建議說整理出版文集，別人可以幫忙，最重要的是寫出回憶毛、周的談話，這是別人無法替代的。可以告慰的是《周揚文集》在他生前得以出版。令人遺憾的是，他的回憶錄永遠無法完成了，因為他在一場新的文字冤案中被擊倒。夫人蘇靈揚憤怒地直言不諱地指責那個自以為一貫正確的「理論權威」是偽君子，他流著鱷魚淚，利用周揚對黨的忠誠的組織原則，誘騙周揚作違心的檢討並立即登報，對周揚內心的打擊構成了致命傷。他在悔恨中逐漸失去了語言能力，他智慧的頭腦也失去了思維的能力，他成了植物人。周揚在無言的沉默中離開了他熱愛的世界。

　　周揚逝世後有一個小型卻十分隆重的追悼會。那是一九八九年九月五日，本應是秋高氣爽的時節，卻突然烏雲密佈，天公也為他哭泣啊！參加吊唁的人們帶著沉重、悲憤的心情，來到八寶山革命公墓的告別會場，能容近百人的會場爆滿。不一會整個庭院也站滿了送別的人群，這是「六四」屠殺後的政治高壓下，難得的一次文化界的聚會。人們激動地好似久別重逢地握手、互道珍重，有人憤憤地敘說著周揚的悲劇；有人恨恨地說他是氣死的。人們懷念他，為他惋惜，為失去這位博學、真誠的長者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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