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的唐山地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第一次最慘烈的地震。這是一次有預測而沒有預報的地震，它給後人留下一個最沉痛的教訓，就是「政治壓倒一切」，為它付出的代價是二十四萬多條生命。唐山地震之前，國家和民間的地震監測網都有相當準確的預測，直到震前幾個小時，都有預測。可惜所有這些預測，沒有一份引起當權者的重視而發佈地震預報，終於釀成慘劇！

　　為什麼有預測而沒有預報？當時全國正在病夫毛澤東的控制下，把「批鄧」作為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地震預測」就是這樣被「批鄧」壓倒而未能成為「地震預報」。這種天災當然是人力不可抗拒的，但是有預測而不預報，這不是人禍嗎？

　　這種「突出政治」不但在震前飛揚跋扈，而且在震後繼續興妖作怪。

　　如今在汶川地震的救災工作中，中共當局已經不再重復唐山地震中那些「突出政治」的荒唐做法，這是一個明顯的進步。我們在悲悼遇難同胞和慰問倖存者的同時，對各路救援大軍在救災工作中表現的人道精神和付出的辛勤勞動，深表敬意。我們也真誠地希望，通過這次抗震救災，中共能利用黨群的緊張關係有所緩解的時機，趁熱打鐵，償還歷史債務，彌補過去的失誤（例如「六四」屠城、迫害法輪功等），與民更始，真正開始走向和諧社會。

　　為此，我們有以下進言，此言不一定悅耳，甚至逆耳，全看中共抉擇了。

　　首先，當局對待汶川地震和毛澤東時代對待唐山地震一樣，也是只有預測而沒有預報，以致付出了如此慘痛的代價。網上已經盛傳，汶川地震早有預測但被政治權力壓住，不准預報（說是「謠言」）。我們處於局外，一時無法判斷，因而不願對這種傳聞表示可否。但有一點是無須証據即可斷定的：只要是具備一定技術裝備的地震監測網站，對這樣強烈的地震，不可能沒有預測。但有預測而沒有預報，顯然是被某一層的政治權力卡住了。這就是說，唐山地震的「前車之覆」，並沒有成為汶川地震的「後車之鑑」，都是被「壓倒一切的政治」壓倒了。唐山地震發生在「批鄧」當中，汶川地震發生在「迎奧」當中。一九七六年，「批鄧」是最大的政治；二○○八年，「迎接北京奧運」是最大的政治。「最大的政治」一來，一切都得讓路。這就是共產黨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準則，因為政治是黨文化的靈魂。「奧運聖火」在國外傳遞受到一點干擾就使中國國內發生了天塌地裂般的震撼；如果誤報一次地震，使「喜迎奧運」的政治熱情，一下子變成「準備防震」的惶惶不安，那不成了「別有用心」嗎！誰願意冒這個政治風險呢？

　　「突出政治」是一黨專政的運作方式。除非實行政治改革，「突出政治」是不會退出政治舞台的。現在令人不安的是，又有人把地震作為契機，想搞新的「政治運動」了，這就是對黨歌功頌德，把悲劇演成喜劇，掀起新一波民族主義高潮。五月十九日天安門前降半旗悼念地震亡靈時，電視畫面竟播出一群青年揮拳狂呼「中國加油！」「中國加油！」世界上有這樣悼亡的嗎？

　　地震是一場人道災難，救災是一種人道行為。連地震都被用來當作政治籌碼，意味著中共的「突出政治」不但不會退出歷史舞台，而且還要加強，這不是還要繼續重蹈覆轍嗎？

　　唐山地震，結束了毛澤東的時代。那是通過宮廷政變結束的。汶川地震，能不能通過執政黨主動改革，和平轉型，結束鄧小平式只改經濟不改政治的畸形時代呢？

　　四川「5?12」大地震發生後，中共當局在公佈震情災情、開放傳媒採訪方面，比三十年前唐山大地震的情況，肯定是從零向前跨出一大步；在動員各方力量、調動全國資源全力以赴抗震救災方面，都做了有成效的工作；在接受外援方面，也作出了今非昔比的突破。這一切說明，中共這次賑災、救災，超越了醜劣的唐山模式。不過，肯定中存在著否定的東西──在防災、抗災、救災方面，有不少問題是值得反思和議論的：

　　一、 國家地震局和其他有關機關，為什麼沒有震前預報？震前曾有地質學者、專家提出四川將發生地震的預警報告，為什麼沒有引起當局重視，同時還把一些平民的預警（包括提出震前自然異象是地震預兆）置若罔聞，甚至誣稱造謠，甚至公開「闢謠」？

　　二、 為什麼災區出現數以千計學校校舍不堪一震就轟然倒塌，而一般政府大樓卻是屹立不動、震後猶存？誰給學校建造工程種下禍根？

　　三、 災區地形地勢複雜，應當在出動陸軍投入救災工作的同時，立即調動空中力量參與救援，為什麼遲遲出動直昇機、運輸機投入工作？為什麼震後四天才動用巨型直昇機？

　　四、 救災總指揮溫家寶在中央內部會議中申述救災工作中出現「亂」的現象，統一指揮、協調運作出現問題，這是不是某些體制和法規不健全所致？

　　五、 為什麼國際救援隊來華最初遭遇困阻，有些民主國家救援隊甚至臨近或可能超過救援黃金時限才獲准進入災區？

　　六、 多年來地質學者專家不斷提出四川的綿陽一帶可能發生地震災害的預測，何故偏偏選擇在這些高危區建設核工廠、核武器庫？

　　七、 災區不斷發生幹部貪腐案件（包括官商勾結、偷竊資源、變賣賑品等等），引起身陷痛苦深淵的災民極度不滿，一些災區爆發激烈的抗議示威，這種腐敗現象的出現是否由於救災工作的整體規劃不周、特別是監管機制缺失？

　　八、 為什麼在基本解除災情信息管制的同時，官方媒體的鏡頭只偏向「感動」（包括領導人的悲天憫人）和自我表揚，對災區官僚的貪污腐敗、違法亂紀、激起公憤的現象卻噤若寒蟬，幾乎是零報道？

　　八個為什麼，僅是八例而已。惡劣現象的根源在於惡劣的政治制度，傳媒雖有一定的採訪自由，卻形成不了強有力的輿論監察和監督的力量。大地震把制度的惡劣性暴露出來了，但改變一黨專政的政制非一日之功，當前面對一系列的救災問題，加上重建問題，都急需妥善解決，政府怎麼辦？最高領導人怎麼辦？災民怎麼辦？國人怎麼辦？

　　為了把救災、重建工作做好，我們建議及時開個總結大會，一方面總結防災、抗災、救災、賑災的經驗教訓（包括正面的、負面的，包括向瀆職的官員問責），一方面設想、規劃善後和重建工作，向執政者提意見、提建議。

　　總結大會可考慮由國務院召開，但切忌採取黨包辦一切的模式，而應該做到組織參與者的多元性，有關救災、重建工作的透明性，討論問題的開放性；特別重要的是，把輿論監督看作防災救災善後重建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總結大會內外，應當徹底解除言論禁制，中央大報、地方小報都大開門窗（不是「開天窗」），讓專家學者、一般知識分子、一般百姓，都能透過報?，發表意見，暢所欲言。

　　我們希望總結大會內內外外萬眾一心、上下一心，克服天災人禍造成的困難，給中國大地催生五十九年來第一次升起的虎虎生氣，給中國的政治改革與和平民主轉型提供一個良好的開端。

　　時值「六四」十九周年，中共也有必要開放對「六四」定性的全民大討論。「六四」的真相必須揭開，錯誤的定性必須改正，屠城的元兇必須譴責，對受害者的道歉賠償必須履行。中共在抗災救災中的良好表現，應當繼往開來，在解決「六四」歷史懸案的問題上不負眾望，這也是中共自我改造、走出死胡同的重要一步。歷史和現實，都在考驗著你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