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已經十九年了，經常必須面對恐怖政治的「天安門母親」群體，從未放棄過抗爭，也從未軟化過立場。無論獨裁者們多麼冷血，也無論大眾多麼麻木，她們執著地替墳墓中亡靈們伸冤，用母愛化解仇恨，用勇氣抗拒野蠻，用耐心較量漫長的等待，用不辭辛苦的尋訪拒絕強制性遺忘，用一個個案例解開大屠殺的真相、戳穿謊言化的生存。

　　三項訴求和四大原則

　　瀏覽天安門母親從一九九四年到二○○八年的所有上書及公開的呼籲，其核心內容可以概括為三項訴求和四大原則。三項訴求為：一，要求調查、公佈「六四」真相；二，要求向受害者道歉、賠償；三，要求對慘案責任者進行司法追究。與此同時，天安門母親在公開訴求中反復強調，「六四」問題的最終解決，既應該是一個正義得以伸張的過程，也應該是一個彌合官民裂痕、達成社會和解的過程。

　　基於此，她們提出解決「六四」問題所應遵守的四大原則：

　　一，開放所有禁區的公開化原則。

　　真相的澄清是解決歷史冤案的前提，而唯有杜絕黑箱操作和幕後交易的公開化，才能帶來真相的澄清，受害者的遭遇才能引起社會的關注，加害者的責任才能得到確定和追究，中國人的歷史記憶才會完整。解除「六四」禁區，公開「六四」真相，官方的「六四」檔案和民間的六四調查，社會討論和媒體報道，解決問題的過程和程序……都應該攤在陽光下。所以，一直以來，天安門母親的首要訴求就是「說出真相，拒絕遺忘」，然後才是「尋求正義，呼喚良知」。她們表示：「我們在『六四』問題上一直秉持公開化原則，明人不做暗事，一切都攤在桌面上。希望政府方面也能光明正大，同樣把一切攤到桌面上，不遮遮掩掩，不在桌子底下做手腳，更不要搞慣用的區別對待、分化瓦解。」與此同時，她們也呼籲當年運動的參加者、目擊者、知情者說出真相。

　　二，平等協商、對話的民主原則。

　　天安門母親為死者討還公道，但決不向當權者乞求。「六四」問題的解決，決不能是一黨一派或某位領導人說了算，也不能由政府單方面做出決定，而是要遵循平等原則，通過政府與受害方及民間的協商對話，才能為「六四」問題的解決創建新制度的平台。這種平等原則是對中國式平反昭雪的古老傳統的否定。傳統的平反昭雪，仍然是掌權者單方面的自上而下的作為，是皇帝對臣民的恩賜。她們已經看清楚：「中共當權者以往搞的那套愚弄人、作賤人的所謂『平反昭雪』的虛偽遊戲，不過是重復帝王時代的一套作法。在中國漫長的皇權史上，皇帝老子殺錯了人，或者由其本人、或者由其繼任者給予『平反昭雪』，以示『皇恩浩蕩』。共產黨在幾十年裡搞運動整人，一次又一次地搞所謂『平反昭雪』，然後是獲『平反』者連同他們的親屬（包括死者親屬）感激涕零，誠惶誠恐，口口聲聲稱頌共產黨『英明』、『偉大』。幾十年來中國的黎民百姓已經為當政者這樣的偽善和自己的愚昧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難道還能讓這樣的歷史延續下去嗎。」

　　中共的平反，一方面是無條件地赦免了加害者及其舊政權，使其獲得了重建合法性與繼續獨裁的政治資本；另一方面是要求受害者的感恩戴德，使其無法擺脫被奴役的地位。結果只能是，獨裁權力隨時可能繼續製造人權災難，國民遭受迫害的悲劇隨時可能捲土重來。所以，傳統的平反昭雪，非但無助於新制度的建立，反而有助於舊制度的解套和鞏固。

　　三，法治化原則。

　　用天安門母親的話說就是「政治問題法律解決」。解決六四問題，既不能是掌權者說了算的人治化方式，以防止青天開恩、臣民叩首的重演；也不能用發動群眾運動的方式，以防止冤冤相報、以牙還牙、以暴易暴的多數暴政。無論是對受害人的補償還是對加害者的追究，都應該納入民主和法治的軌道，包括程序性的立法和司法，通過公正立法和公開司法程序來實現實質正義。她們申明：「我們一貫主張，公正解決『六四』問題，必須秉持和平、理性的原則，納入民主、法治的軌道。應由全國人大按法定程序把「六四」問題作為專項議案遞交大會討論、審議，並就相關事宜作出決議。這個主張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政治問題法律解決』。我們認為，通過立法和司法程序來解決『六四』問題，是唯一可行的。」

　　四，漸進解決原則。

　　基於中國的現實與轉型路徑的考慮，正如中國的社會轉型以漸進方式進行一樣，解開複雜的六四之結，也不可能是一步到位。所以，天安門母親提出解決「六四」問題的漸進方式──先易後難。一方面，對於「六四」難屬和其他受害者而言，難屬維權是一個持之以恆的點滴積累的過程。「只要通過持之以恆的韌性堅持，每一個被公開個案都是一次推動，也都是達成點滴積累的成果；只有不斷積累的具體成果，才可能最終促成『六四』問題的公正而妥善的解決。」所以，她們支持和鼓勵每個受害者就具體個案與政府有關部門進行協商對話，根據每個個案的具體情況提出各自的訴求；天安門母親尊重其他受害者個人作出的任何決定，樂見取得具體成效的個案──哪怕是極為有限的成效。

　　不奢望短期解決所有問題

　　另一方面，對於政府而言，天安門母親不奢望所有問題能在短期內獲得一攬子解決，可以暫時擱置一時無法取得共識的政治定性問題，而首先解決一些涉及受害人基本權利和切身利益的問題。比如，政府不再打壓「六四」難屬們的維權活動，撤銷限制人身自由的監控，不再干涉死者親屬公開悼念自己的親人和其他形式紀念「六四」的活動；政府不再干涉難屬群體的自我人道救助，解凍被扣押的來自國際社會的人道善款，對「六四」受害人提供就業、低保等基本生活保障，對一些生活困難的受害人給予人道救助，消除對「六四」傷殘者的政治歧視，與普通殘疾人一視同仁。

　　在我看來，天安門母親的這些訴求和原則，符合二戰後延續至今的非暴力反抗原則，對推動中國的漸進式和平轉型具有啟示意義。儘管她們親歷喪子之痛，但她們仍然反對一夜變天的暴力更迭，以基於大愛的抗爭來馴化崇尚「槍杆子」的中共政權。

　　首先，中國從古至今的政權更迭全部是以暴易暴，至今也沒有走出「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怪圈。因此，暴力革命即使偶然成功，也很難保證那些取而代之的人不走獨裁的老路。其次，世界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人類已經意識到了暴力革命的社會代價過於高昂，已經成為非常落伍的政權更迭方式。而非暴力轉型，既符合人類文明的道義準則，也符合社會發展的效益原則，所以才能越來越成為大勢所趨的世界潮流。

　　「六四」問題是中國轉型之結

　　顯然，「六四」問題是中國轉型正義之結，解開這個政治之結，需要社會各界的努力。在所有社會力量中，由於受害者群體的訴求最具道義正當性，所以受害者的態度和作為將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從天安門母親群體提出的三項訴求和四大原則中，我已經看到了這個群體對於轉型正義態度：解決「六四」問題，不僅是平反歷史冤案、清算歷史罪惡和受害者賠償等訴求，更是最大限度地減少轉型中的社會動蕩和社會成本，為新制度建立和鞏固提供所需要的社會秩序。

　　天安門母親們不可能喜歡殺死她們的兒子的政權，她們對劊子手的仇恨決不次於任何受害者。截至目前為止，中共政權仍然視這個群體為敵對勢力，從未停止過打壓這個群體。但作為對手的二者又必須生活在同一個國家裡，必須同時面對「六四」問題和轉型正義問題。無論民間反對派採取多麼激進的立場，事實上也只能與其對手一起來推動社會轉型。天安門母親們明確表示，她們的所作所為，並不是為了打倒共產黨，而是為了結束一黨專政體制，為了中國能夠和平地轉型為自由民主的國家。

　　從正面講，她們認為：解決「六四」問題應該有益於和平轉變，要從消除仇恨和寬容對手出發來達成社會和解，通過各方妥協和民主法治方式來解決問題。從反面講，她們呼籲：切忌一夜變天的幻想，切忌以牙還牙和以暴易暴的激進革命，切忌以奪權為目的的權謀政治。對歷史冤案和加害者的處理，應該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社會對立和弱化仇恨情緒為宗旨。在此意義上，反對派要做得比當權者更理性更善意更君子，以防止基於仇恨的報復性懲罰。因為，復仇性懲罰一旦開始，便無法停止。先是懲罰舊政權中的敵人，繼而是針對反對派陣營的同仁，最後還可能是為被懲罰者辯護的人。

　　每個亡靈應得到正義的慰藉

　　從天安門母親們堅持十九年的努力中，我看到的不僅是不畏強權的勇氣和持之以恆的堅韌，更是苦難所磨礪出的超越自身苦難、克服自家喪子仇恨的公益心──由母愛、寬容、理性、耐心、堅韌熔鑄成的責任倫理。一方面，每個生命都具有至上價值，為冤魂伸冤具有天然正當性，每個亡靈都應該得到遲到正義的慰藉。另一方面，「六四」問題的複雜性和波及面，並不是個人伸冤或復仇所能包容的，而是關係到中國轉型全局的問題，遠遠超過了每個受害者本身的遭遇。它涉及到每個受害者和加害者，也就涉及到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它關係到中國轉型路徑的選擇和國家的未來。

　　一句話，「六四」問題如何解決，直接關係到中國能否和平轉型為民主國家的巨大公益。

　　所以，她們才會反復強調消除敵人意識和仇恨心理的重要性。她們說：「為杜絕『六四』那樣的大屠殺不再在中國的土地上重演，我們主張通過公正、合理解決『六四』問題來化解人與人之間的敵視與仇恨，達成朝野之間乃至全民族的和解，從而加快中國和平轉型的歷史進程。」

二○○八年五月二十一日於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