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複雜，就是它所崇尚的主義變化大，它所採用的執政方法也在變化；它的領導人也在不斷改變；領導人變了，影響他的主張和政策也隨之在變化。時代在變，也影響他標榜的主張和政策不能不變。

　　什麼是馬克思主義說不清

　　拿中國共產黨來說，也是多變的。它所信仰的主義和執政的方法也在變，它的領導人變了，也不能不影響它的信仰和方針政策在變。比如，它一再聲稱信仰馬克思主義，其實，什麼是馬克思主義，連它的領袖和領導集團，也始終說不清楚。很多黨員，比如我，實際上也沒有搞清楚。現在世界上有上百種自稱為馬克思主義的政黨或政治組織，它們也是各說各的，各自的主張也其說不一，莫衷一是。馬克思本人，在他在世的時期，自己曾經明確的聲明：「很肯定，我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因為他不同意用「馬克思主義」這個稱號。他認為自己的思想本身也在變。他還認為，他的思想並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和他多年合作的助手恩格斯，也是這種看法。當然，他們的基本信仰是很堅定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是人道主義者，他們的基本主張是解放全世界的勞苦大眾，解放全人類。或者說，他們所崇尚的價值觀是自由、民主、人權、平等、博愛等等基本認識，而這已經被公認為是人類社會最普遍的追求，具有普世價值。很多自稱為馬克思主義的組織和他們的領導人，基本上也是這個主張。當然，實際上很多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人，他們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並不是這樣，常常是言行不一，甚至口是心非，說的一套做的另一套。

　　不管他們的說法和做法是什麼，從實際上說，一種是用暴力革命的方法來奪取政權和維持政權。馬克思和恩格斯原來也主張暴力革命，但後期，隨著時代的變化也變了。特別是恩格斯，他比馬克思晚死十幾年，他主張和平鬥爭的思想變得越來越強大。很多自稱為馬克思主義的政黨或政治組織，也隨著時代的發展而有所改變。

　　在世界上站住腳的，能夠掌握政權並維持下去的，大概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北歐的民主社會主義，是主張和平革命的。這些國家至今幾十年，現在還堅持著。另外一種是蘇聯。蘇聯就是靠用暴力革命維持政權，影響了十幾個大大小小國家，曾經號稱所謂盛極一時的社會主義陣營。但是，維持了七八十年以後卻紛紛垮台了。

　　毛澤東的共產主義霸王夢

　　我們中國共產黨算是社會主義陣營中僅存下來的一個大國。自稱信仰馬克思主義，自稱是社會主義國家，始終堅持用武裝革命來推行所謂的社會主義，實際推行的是一種獨裁專制制度。中共曾一再表白，「走俄國人的路」，「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央就派遣各行各業的代表團到蘇聯學習。我也參加了周揚同志帶隊的中國宣傳工作代表團，著重學習蘇聯《真理報》的經驗。在建設現代工業化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一百五十六項重大工程建設全靠蘇聯派遣各種專業代表團來華手把手的幫助中國人進行建設。可以說，沒有蘇聯支援的資金和設備，沒有蘇聯專家組幫助計劃、施工、安裝、投產，中國的現代化不可能那樣完整，那樣快地把一個農業大國變成一個工業大國，一躍而成為世界社會主義陣營的第二強國。在蘇聯政體瓦解後，中國能夠堅持下來，從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各方面能夠堅持下去，是有歷史與事實根據的，這就增加了我們自以為是的一個重要理由。毛澤東曾經有過超越蘇聯，首先進入社會主義的雄心，這也是促使毛澤東決心發動一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顧一切的蠻幹一場，不惜一切代價的把中國推入他搶先躍進、進入共產主義的瘋狂試驗！他不滿足於只當中國「四個偉大」的最高領袖，還要實現他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霸王的迷夢，滿足他極端狂傲的領袖慾，他的個人野心發展到了極點。這不只是「一將功成萬骨枯」，而是「一霸功潰億骨枯」，弄得整個社會陷入民窮財盡、整個國家處於崩潰的邊緣。恐怕這也是空前絕後的奇災異禍吧！

　　在這個時期，作為中央黨報的《人民日報》當然也必須變為毛澤東得心應手的馴服工具。為了吹捧毛澤東的個人迷信，抬高自己，打擊別人，《人民日報》宣傳了假馬克思主義、假社會主義，偽造了假歷史、假理論，掀起了一個又一個整人害人的巨浪，也跟著這位狂人領袖作了很多壞事，今天回想起來，也是駭人聽聞的。

　　兩次被打倒

　　我從一九五二年底起由西安的西北局辦的《群眾日報》調入北京黨中央的機關報《人民日報》擔任常務副總編輯。到一九六六年夏，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我被完全打倒，成為報社的第一號「走資派」。至到一九七六年六月，我才結束了「反革命分子」的苦難生涯，得到解放翻身。一九七七年一月，我又被任命為《人民日報》的總編輯，又在這個中央黨報幹了八年。直到一九八九年「六四」慘案發生，我又被打倒，行政上受到撤職處分，黨內受到留黨查看的處分，罪狀是「天安門學生運動的黑後台」，罪名叫「資產階級自由化」。從此，我又受到打壓、折磨、排斥、歧視，至到現在。所以我這個《人民日報》的老領導，在這創?六十周年的紀念的時刻，忍不住要吐一吐苦水，寫幾句肺腑之言。

　　黨報的人民性應高於黨性

　　「四人幫」倒台後，我當了《人民日報》的總編輯，在胡耀邦領導下，我才有了更深刻的覺醒，也才有機會甩開手腳大幹了八年。文革剛剛結束，我對自己所從事的黨報工作，總結了一下幾十年的經驗。一九七七年三月，胡耀邦擔任黨校副校長後，邀請我到中央黨校去講課，我作了關於《黨報、黨和人民的關係》的講演。這次演講，可說是推心置腹，暢所欲言，對我多年從事的黨報工作，痛痛快快地講了三個下午（這次講演的記錄稿登載在《胡績偉自選集》的第一卷）。我概括總結了幾十年的辦報經驗，我以為：當黨的方針政策正確時，黨報的宣傳報道也是正確的；當黨的方針政策大錯特錯時，黨報完全成為馴服工具，它的宣傳報道也跟著興風作浪；當然，當黨犯錯誤時，黨報雖然不可能不跟著犯錯誤，如果主持報紙的負責人頭腦清醒，也可以少跟著犯錯誤，作一點力所能及的努力，減輕黨和黨報的錯誤。在這次講演當中，我提出了「黨報的黨性和人民性問題」。我以為：我們黨本來是人民的黨，應當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黨報是黨的報紙，也應該為人民服務。就是說，黨報應當有黨性，也應當有人民性，而且，人民性高於黨性。主持報紙的人，不應當僅僅服從黨性，而要把人民性放在第一位。就是說，「人民至高無上」。當華國鋒當黨主席時，我沒有完全跟著犯錯誤，甚至避免了一些錯誤。當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時，我扶助黨中央把這張中央黨報辦得相當出色，幫助黨中央作了很多受到人民擁護的好事，《人民日報》的發行量很快上升，達到五六百萬份，最高升到六百三十萬份，開創了人民日報發行量最高的歷史紀錄。我的「人民性高於黨性」這個論點雖然得到新聞界很多人的贊成，也受到一些人的強烈反對，甚至成為我的一大罪狀。從此，黨報的黨性和人民性問題，成為新聞理論上的一個大爭論。

　　中共實際上為什麼人服務？

　　應當看到，就在胡耀邦、趙紫陽主政的時候，被捧為毛澤東之後的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就提出所謂「四項基本原則」，要堅持毛澤東那一套獨裁專制的統治思想，也採用毛澤東那一套無法無天的手段，層層設置陷阱來進行阻擋和破壞，想迫使胡耀邦、趙紫陽完全聽從他的指揮，企圖樹立他的個人權威。鄧小平的謀略軍師胡喬木，也積極配合鄧小平對胡趙總書記的打壓，對《人民日報》和我施展陰謀詭計，想把《人民日報》這個十分重要的宣傳陣地搶奪到他的手?。到一九八六年，鄧小平把胡耀邦搞倒，以後又把趙紫陽搞倒，公然進行了天安門大鎮壓，完全扼殺了胡趙十三年的新政。從此，《人民日報》又一次成為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喉舌，報紙的發行量大滑，從五、六百萬份跌到二百萬份。

　　在紀念《人民日報》創刊六十周年的時候，我以為仍然值得探討黨報的黨性和人民性問題。我們辦黨報的人，是不是也應該想一想：我們辦這張報究竟是在為誰辦報？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是不是也應該想一想，我們黨實際上是在為甚麼人服務？

這就是我在《人民日報》創刊六十周年時的感想。

二○○八年五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