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年八月二十六日，胡耀邦與趙紫陽、姚依林、房維中到武漢向鄧小平匯報經濟發展計劃。當時擔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的趙紫陽主張六五計劃增長速度百分之四點五。

　　鄧小平問：按此速度，二十年能否翻兩番？（三人不答）

　　胡耀邦說：二十年翻兩番，每年平均遞增應為百分之七點二。

　　鄧又問：五十年翻兩番呢？

　　胡：每年平均遞增百分之二點五。

　　鄧：那太少了。

　　胡：經過努力，力爭百分之七不是不可能的。

　　姚依林：明年只能保四爭五。

　　胡：如果現在只是保四爭五，二十年翻兩番就是一句空話，我們會把麻煩留給後代，後面的人怎麼工作？

　　爭論的第一次爆發

　　「二十年翻兩番」的戰略目標，是胡耀邦在一九八○年初向鄧小平建議的。胡耀邦說：「我們的現代化建設，要有個戰略目標。湖北省委書記陳丕顯提出湖北工農業二十年翻兩番的目標，我們能不能設想從一九八一年到本世紀末的二十年，把我國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人均達到八百美元的小康水平。」

　　鄧小平當時表示肯定。但在遇到分歧意見時卻不表示明確態度，因為他知道主張「低速度」、「捨發展」的真正後台是陳雲。這場爭論的第一次爆發，是一九八○年十二月十六日至二十五日的中央工作會議。

　　陳雲集團為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作了精心策劃。

　　第一，利用波蘭團結工會事件的「國際大氣候」，在政治和經濟兩條戰線全面進攻。

　　波蘭團結工會事件發生於一九八○年七月。當時胡耀邦認為：「波蘭事件的教訓是必須堅持徹底改革的方針路線，波蘭每一次改革一遇困難和阻力就退回老路，不敢得罪蘇聯，不敢觸動斯大林模式的根本制度，才遭致危機。」鄧小平開始與胡耀邦看法一致，在八月十八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題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指出歷史上所以犯重大錯誤的根源是政治制度問題，「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面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如果不堅決改革制度，過去出現的嚴重問題今後有可能重新出現。」

　　然而正當舉國上下熱烈討論制度改革之時，胡喬木於九月二十四日寫了一封《關於波蘭危機》的信，提出中國也可能「爆發」像波蘭發生的那種局勢，「必須像毛澤東在一九五六年發生波匈事件時那樣制定對策。」

　　這封信先發給胡耀邦。胡耀邦說：「中國不可能發生波蘭事件。第一，我們從來獨立自主，不屈從任何霸權；第二，三中全會以來改革路線得到人民擁護。」

　　胡喬木在胡耀邦這裡碰了釘子，就去找陳雲。十月九日，中央宣傳部傳達陳雲意見：「經濟搞不好要翻船，宣傳工作搞不好也要翻船。一個宣傳方面，一個經濟方面，這兩個方面不注意，中國也會發生波蘭那樣的事件。」宣傳部長王任重說：「根據喬木同志建議討論波蘭事件教訓，我們存在與波蘭類似的問題，發展下去也會造成同樣後果。小平同志講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不要再宣傳。」

　　第二，製造對陳雲的個人迷信。

　　一九八○年十一月，鄧力群在中央黨校一連作了四次總題目為《學習陳雲同志的經濟思想》的演講。鄧力群提出：歷史上第一個掌握了我國民主革命階段客觀規律的是毛澤東，第一個掌握了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階段客觀規律的是陳雲」。他說：「經濟工作一遇到困難，毛主席就把他請來；困難一過去，又讓他靠邊站。」

　　鄧力群還佈置中央黨校全體學員學習他編印的《陳雲同志文稿選編（一九五六──一九六二）》，並宣佈書記處研究室將編輯出版三卷本《陳雲文集》供全國學習陳雲經濟思想。

　　鄧力群雖然提出中國歷史兩階段分別掌握客觀規律的是毛澤東和陳雲，但還不敢公然提「陳雲思想」，只提「陳雲經濟思想」。經中央黨校學員輾轉傳播，傳到鄧小平耳中已是「陳雲思想」。鄧小平還托姚依林轉告鄧力群：「鄧力群在黨校講課，說要學習陳雲思想，這不對嘛，學習仍應是毛澤東思想嘛，叫他以後再不要這樣提了」。

　　第三，在一九八○年十一月批評華國鋒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陳雲集團把重心轉向經濟工作中的「高指標」、「高速度」和「洋躍進」。

　　所謂「洋躍進」，就是為了解決全國人民穿衣和出口服裝問題，從國外進口了十三套製造化學纖維的成套設備。這是當時中央討論通過的，葉劍英、鄧小平、胡耀邦都同意了的。

　　對此胡耀邦在十一月十九日發言中曾替華國鋒緩頰。胡耀邦說：「對於高指標、洋躍進，華國鋒負有一定責任。但確定指標，進口設備，是當時中央討論過的，中央也有責任，不能把責任都算在華國鋒身上。」

　　第四，在中央工作會議之前的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會議上，迫使鄧小平同意陳雲壓低計劃指標。

　　陳雲在會上說，「明年計劃要進一步退下來，有人說這樣耽誤了時間。從鴉片戰爭以來耽誤了多少時間，再耽誤三年有什麼了不得？」鄧小平表示：「同意陳雲意見，退得不夠再退。速度百分之五保不住，百分之四也行。」

　　同時召開的全國計劃工作會議根據陳雲、鄧小平的講話，一九八一年基本建設投資由原來的五百五十億元減為三百億元，比上年減少百分之四十。工農業總產值增長指標降低到百分之三點七。

　　一九八○年十二月中央工作會議，是胡耀邦為代表的改革力量在經濟、政治戰線的全面敗退。

　　陳雲在會上第一個發言，題為《經濟形勢與經驗教訓》，主張「採取緊縮措施，遏制經濟過熱」，強調「退夠」。陳雲說，「有些議論說這樣會耽誤三幾年，不怕。」陳雲發言中讚賞地引用了一位年輕人翁永曦給他的信中提出的「抑需求，穩物價；捨發展，求安定；緩改革，重調整；大集中，小分散」，作為經濟工作的「二十四字綱領」。

　　趙紫陽、李先念接著講話表示完全同意陳雲意見。趙紫陽指出：「當前的潛在危險，可能爆發經濟危機。」

　　鄧小平同意陳雲反自由化

　　鄧小平在會議最後一天（十二月二十五日）講話，題為《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鄧小平說：

　　「我完全同意陳雲同志的講話，這個講話正確總結了我國三十一年來經濟工作的經驗教訓，是今後長期的指導方針。我也完全同意陳雲同志和紫陽同志的意見，重點是要抓調整，改革要服從調整，有利於調整，不能妨礙調整。

　　陳雲同志說，經濟工作好不好，宣傳工作好不好，關係很大。我們的宣傳工作對一些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錯誤思想，沒有進行有力的鬥爭。要批判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必須加強人民民主專政，禁止非法組織活動和非法?物的?行。」

　　鄧力群在他的《自述·十二個春秋》裡，頗為得意地回顧了他當年如何幫鄧小平弄的這篇講話。鄧力群說：

　　「一篇特別值得提出的重要講話稿，就是小平同志在一九八○年十二月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這個講話是小平同志要我幫他準備的，最後也經過喬木修改。喬木修改得最多的、最重要的是思想工作。這個講話，是鄧小平、陳雲合作最明顯、最確定的一個標誌。鄧對陳提出的方針給予全力支持。」

　　這個講話不但在經濟領域採納了陳雲「捨發展，緩改革」綱領，而且在政治思想文化領域突出「反自由化」和「加強專政」。這是鄧力群、胡喬木針對改革派的主張有意安下的釘子。在此之前，胡耀邦、周揚等主張對民間團體、民辦?物採取立法手段登記管理。經書記處討論，決定制定《結社法》、《新聞出版法》等，這完全符合「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方針。鄧力群、胡喬木向陳雲告狀，陳雲說：「無論如何不能立法讓他們登記，我們過去就是鑽國民黨《出版法》的空子，今天不能讓他們鑽；必須讓他們處於非法地位予以禁止。」鄧力群、胡喬木在講話中先安下釘子，接著就進一步於一九八一年初起草了《關於處理非法?物與非法組織和有關問題的指示》，以專政手段取締一切民間團體和民辦?物。

　　胡耀邦在十二月中央工作會議那種氣氛之下，只能暫時沉默以對。

　　胡耀邦與陳雲的第二大分歧

　　胡耀邦與陳雲集團在經濟領域的第二個重大分歧是消費與積累的關係問題。胡耀邦認為：

　　「過份地刺激消費或提倡高消費是不對的，我們不提高消費的口號；但是要適當地注意刺激人民的消費，引導人民正確地消費，使生產出來的消費品有銷路。這不是說要吃光用光，不是說不要艱苦奮鬥精神了；但是過份地採取節衣縮食的辦法來儲蓄，對於促進生產的發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否合適？值得研究。現在商業庫存有一千一百億元商品壓在那裡，商業部門有沒有惜售的思想？今後我們每年增加二百二十億元消費品是完全可能的。我們要多設商業網點，鼓勵商業人員下鄉，有些商品在城裡賣不掉，在鄉村買不到。」

　　胡耀邦當然知道他的經濟觀與陳雲的「抑需求，捨發展，緩改革」綱領不相容，必須求助於馬克思。他引用馬克思的話：

　　「沒有生產，消費就沒有對象。但消費也媒介著生產，因為正是消費替生產創造了主體，產品對這個主體才是產品。產品在消費中才得到最後完成。一條鐵路，如果沒有通車、不被磨損、不被消費，它只是可能性的鐵路，不是現實的鐵路。沒有生產，就沒有消費。但是，沒有消費，也沒有生產；因為如果這樣，生產就沒有目的。」

　　馬克思又說：

　　「消費從兩個方面生產著生產：(一)因為只是在消費中產品才成為現實的產品，消費是在把產品消滅的時候才使產品最後完成；(二)因為消費創造出新的生產的需要，消費創造出生產的動力；消費在觀念上提出生產的對象，作為內心的意象、作為需要、作為動力和目的。沒有需要，就沒有生產，而消費則把需要再生產出來」。

　　胡耀邦在與國家計委、經委、商業部、財政部負責人和經濟學家的座談會上提出他的經濟工作新方向。他說：「學習馬克思這些話，我們做經濟工作不要只從壓縮消費方面打主意，而要多從發展生產來滿足消費方面想辦法，這是一個根本方針。」胡耀邦說：

　　「當代世界無非三種模式：一種是蘇聯、東歐的高積累，壓縮群眾的消費，生產不是為了滿足人民的需要；第二種是資本主義高度競爭，追逐高額利潤；我們應以人民不斷增長的需要來推動生產的發展，不是先有第一部類後有第二部類，而是第二部類反過來促進第一部類的增長，人民需要的增長總是走在前頭的。這個問題提請大家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分析我們幾十年的實踐，使我們的經濟工作走出一條新的道路。」

　　這充分說明胡耀邦當初提出生產目的討論，就是要走出區別於為生產而生產或為追逐高額利潤而生產之外的一條新路。生產目的討論被壓制之後，胡耀邦在發展速度、消費與積累關係、對外經濟關係、特區建設、農村建設等領域繼續調查研究，都是為了探索這條新路。

　　現在人們往往只看到胡耀邦在真理標準討論、平反冤假錯案等思想政治、組織領域的貢獻，而忽視胡耀邦在經濟領域的重大貢獻。長期以來人們已形成一種偏見，似乎「胡耀邦不懂經濟」，「懂經濟的是陳雲」。這是歷史的顛倒。

　　陳雲是懂一點經濟，但懂的是「抑需求，捨發展」的舊經濟，同現代經濟格格不入。陳雲是一個半斯大林主義半經驗主義者。他學斯大林主義經濟也只學到「有計劃按比例」那一半，還有一半是中國封建傳統的封閉主義，「肥水不流外人田」。陳雲也做調查研究，也「蹲點」，但只蹲一點，只解剖一個麻雀，以為天下的鳥都是一樣的麻雀。鄧力群吹得天花亂墜的「陳雲經濟思想」，只要陳雲自己的一句話就可以概括：「鳥籠經濟思想」。陳雲思想體系就是半斯大林主義半經驗主義編成的那個鳥籠。

　　胡探索現代經濟發展新路

　　胡耀邦雖然絕對沒有反對陳雲的言行，他是尊重陳雲的，但由於胡耀邦探索的是中國現代經濟發展的新路，所以生產目的、發展速度、消費與積累、對外經濟關係、特區建設等每一個領域，都無法避免同陳雲的「鳥籠經濟思想」發生衝突。

　　在對外經濟關係領域，胡耀邦跨出的第一步是選擇廣東、福建兩省率先對外開放，在深圳、珠海、?門建立特區。

　　一九八○年九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胡耀邦主持中央書記處第五十二次會議，決定在廣東、福建兩省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胡耀邦說：「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目的是充分發揮廣東、福建兩省的優勢，先行一步富裕起來，成為全國四化建設的先驅和排頭兵，為全國探索道路、積累經濟、培養幹部。廣東、福建兩省要有遠大眼光，對外更加開放，面向全國，面向世界，盡快把經濟搞活，闖出一條道路，成為對外聯繫樞紐。」

　　對特區建設，鄧小平開頭是支持的。但在一九八○年十二月中央工作會議上又一度退縮。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講話中說：「在廣東、福建兩省設置幾個特區的決定，要繼續下去。但步驟和辦法要服從調整，步子可以走慢一點。」

　　鄧小平當時沒有弄清楚，特區建設靠引進國外資金、技術加快國內建設；國內有財政赤字需要調正放慢時，加快特區建設以更多利用外資投入彌補國內資金之不足，對全國經濟穩定發展有利無弊。胡耀邦看到了這一點，立刻批轉了中央黨校調查組在一九八○年十二月底的一份廣東深圳特區調查報告《特區建設速度應當加快》。當時在特區建設前線的福建省委第一書記項南說：

　　「?門特區起步較晚，一九八○年十二月中央工作會議下達，福建省委內部保守力量借口會議要特區建設速度放慢，幾乎使?門特區建設停頓下來；有了胡耀邦批轉的這個報告，我又可以幹了。」

　　一九八一年四月，調查組到?門同項南交換意見，寫了《福建?門的特區建設問題》，提出?門特區的發展戰略和特區建設的理論問題，主張?門特區從當時二點一平方公里的湖里地區擴大到?門島一百二十三平方公里全部領域，在全島實行類似新加坡與香港對外資的開放政策和優惠待遇，把?門島建設成國際自由港，靠引進外資和現代先進技術、現代管理方式，形成國際性經濟、文化、社會交往高度發展的世界城市，帶動福建和全國經濟發展。

　　胡耀邦迅速批轉了這份調查報告及所附關於特區建設的理論文章。他在給當時主管特區建設工作的谷牧批示：「此文材料較豐富，觀點也可取，對中央同志從理論、方向上思考問題很有幫助。請你要經管這方面工作的同志都能放大膽量把這項工作促上去。」

　　項南當時立即回應：「材料我一口氣讀完了。對於有各種各樣議論的特區，特別需要在理論和實踐上加以探討，加以試驗。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兩份材料比投資還重要得多。」

　　陳雲攻擊建設特區是賣國

　　正在主持特區工作會議的谷牧並無反應。他知道陳雲正在部署對特區建設興師問罪，胡喬木、鄧力群編纂了中國歷史上「租界」的材料，攻擊特區就是舊中國「租界」翻版，是「賣國」！還說：「中央領導同志（指陳雲）意見特區要取消！」鄧小平那時也不說話，坐觀陳雲集團對特區建設的攻擊。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陳雲在省、市委書記座談會上針對特區說：「除深圳、珠海、?門部份地區（指二點一平方公里）試辦，不能增加；國家建設必須全國一盤棋，按計劃辦事。」他雖然沒有說出「取消特區」，但「全國一盤棋，按計劃辦事」的大帽子壓下來，廣東、福建的特殊政策和特區自主權被統統取消，還如何「試辦」下去？

　　胡耀邦沒有被壓倒。半個多月後，他跳出特區爭議，就他深思熟慮的對外經濟關係發展戰略發表重要講話。在一九八二年一月十四日中央書記會議上，胡耀邦提出「利用兩種資源──國內資源和國外資源；打開兩個市場──國內市場和國外市場；學會兩套本領──組織國內建設的本領和對外經濟關係的本領」等十條綱領性意見，指明了對外經濟關係的戰略地位。

　　胡耀邦在講話中引用唐朝陸贄的話，批評了經濟工作中「吝少失多，溺近迷遠」，缺乏戰略眼光的短視傾向。

　　胡耀邦的戰略遠見來自他的務實態度和創新精神。他勤跑基層，注重實地調查，胸懷全球格局，善於戰略思考。所以他的主張，總是獲得有遠見卓識的第一線領導人（如項南、任仲夷、陳丕顯、雷宇等）的共鳴，互相支持；卻始終橫遭「吝少失多，溺近迷遠」，「抑需求，捨發展」，反改革的陳雲集團的打擊、阻撓、陷害，使國家的改革與發展蒙受巨大損害。

　　一九八二年後，陳雲集團對全國經濟，進一步強化「全國一盤棋，按計劃辦事」的嚴密控制。項南於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七日反映：「最近北京有關部門的指示、規定紛至沓來，照此辦理，不說特區，連特殊政策也實際上取消了；不說同耀邦同志的十條大相逕庭，同中央前兩年指示大為走樣，連三中全會以來稍稍取得的一點進展也給沖掉了。」

　　從生產目的、發展速度、消費與積累到特區建設，陳雲集團同胡耀邦在對內、對外經濟發展問題上的根本分歧，是繼續改革開放，走出一條中國現代經濟發展的新路，還是退回半斯大林主義、半經驗主義老路的重大戰略分歧，也是導致一九八三年陳雲集團對胡耀邦第一次奪權未遂的主因。

（未完待續）

二○○八年五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