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派為何無所作為？

　　與所有的東歐國家都不同，俄羅斯的反對派在國家轉型過程中幾乎無所作為。蘇聯的解體，並非因為反對派的強大壓力，而是因為蘇聯極權制度自身的失效，以及共產黨內部派系的爭鬥，即以蘇聯總統、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為代表的社會民主主義派，與以俄羅斯聯邦總統、前蘇共政治局委員葉利欽為代表的資本主義派以及以克格勃頭子克留奇科夫為代表的斯大林主義派之間的決裂，最後是葉利欽這一派奪取了權力，並由普京到梅德韋傑夫一直掌權至今。

　　在東歐國家中，反對派力量最強大的是波蘭，瓦文薩領導的團結工會在當局決定分享權力之前，就已經擁有了執政的實力；反對派最孱弱的是羅馬尼亞，齊奧賽斯庫政權的垮台差不多就是一場軍事政變，救國陣線的領導層基本來自原來的統治階層。而蘇聯反對派的狀況，非同波蘭而近似羅馬尼亞。如果再將視域放廣，我們會發現，在成功完成民主轉型的南非、南韓、台灣，都有一個相當長期的「反對運動」或「黨外運動」的歷史。在與當局對抗的過程中，反對派在道義、人脈、輿論和組織等方面都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與資源，這一點是蘇聯所無法比擬的。蘇聯的反對派的致命缺點便是：批判有餘，建設不足；重於精神號召，疏於轉型研究，更缺乏如何執政的訓練。

　　蘇聯反對派無所作為，還有一個重要原因便是，誰也沒有料到蘇聯的崩潰來得如此之快，大家都以為這個老大帝國會如同百足之蟲一樣，死而不僵。誰知斯大林主義者們錯誤地發動自掘墳墓的「八一九」政變，導致蘇共成為眾矢之的，很快被宣佈為非法組織而遭到解散。原有那些統治層中的精英，則紛紛變臉成為民主派，立即攫取了唾手可得的權力和資源。

　　土匪亞文化的復辟

　　早在蘇聯解體前後，改革派的思想家雅科夫列夫便敏銳地指出：「不能不看到：幾千年來俄國歷史上佔統治地位的暴力模式還能重新產生瘋狂的獨裁者和覬覦王位的人。」結果，此後近二十年俄國發展的軌跡被他不幸而言中了：普京便是這樣一名應運而生的「新沙皇」。

　　拜國際石油價格飆升所賜，普京政權一度顯得財力充足，大部分民眾的生活也有所改善，普京因而獲得極高的民望。但是，傑里亞金認為，普京式的繁榮是「肺癆性潮紅」，經過普京八年的任期，俄羅斯社會既沒有建立起公正的政治經濟體系，也沒有真正的文化思想和科技的創新能力。

　　普京政權所依賴的支柱，仍然來自於舊體制。波蘭作家卡普欽斯基在《帝國》一書中分析說，所謂「舊體制」，包括以下幾個部分：舊的官僚體系，總人數約一千八百萬人，由於反對黨從未形成一個有組織的力量，所以這個體系仍然無他物可替代；龐大的軍隊，共數百萬人；權力很大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和民兵；中型和重型的國營的工業企業，包括高度發展的軍事工業集團，僅後者就擁有一千六百萬名僱員；集體和國營的大農場；幾十年灌輸給人民以蒙昧觀點的意識形態領域。其中，普京最器重的又是強力部門，因為他本人便曾是一名克格勃官員。如今，克格勃雖然更改了名稱，但昔日為非作歹的成員們基本上沒有受到觸動。轉型正義自然就無從談起。

　　傑里亞金認為，普京政權的實質是一個「軍事──警察官僚集團」。他發現，在國家財政預算中，強力部門的開支（國防、維護穩定和國家安全）超過所有社會性開支（社會政策、教育、保健、文化與傳媒等）的一倍還多。他更發現，整個國家的暴力化愈演愈烈，獄中一半的囚犯都受到過虐待，警察普遍蔑視法律、喜歡用暴力解決問題。當國家政權像一個匪幫那樣行事，即用納稅人的錢來進一步掠奪納稅人的時候，大部分社會成員也不得不接受土匪的原則、學習土匪的習性，「習慣暴力的實現方式很容易並不易覺察地發展到訴諸暴力的傾向」。對此，傑里亞金並非杞人憂天地指出：「討好軍事──警察官僚集團，只會將其變成國家的實際主人，俄羅斯已經遠離美國和歐洲模式，更可能漂向尼日利亞和海地模式。」

　　另一方面，普京時代繼續葉利欽時代對商人寡頭利益的照顧。雖然普京打擊了幾名著名的寡頭，但這並不是他有意要改變寡頭深切地嵌入俄羅斯社會的現狀，而僅僅是這幾名寡頭挑戰了他的權威。普京本人即是最大的寡頭之一，他個人擁有的財富已經是一個天文數字，他與大多數寡頭之間的關係乃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因此，這個政權雖然經過程序上的選舉，但已經失去了服務民眾的本質，正如傑里亞金所批評的那樣：「如果國家服從於商人利益，除了導致極其囂張的腐敗外，還會把國家變成實現商業利益的一個普通而粗暴的工具。僅僅由於商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客觀不一致，國家就失去了履行其社會職能的機會，那麼對於授權給它的社會而言，國家的存在也就變得完全沒有必要了。」今天中國的現狀，在這兩個方面都與俄羅斯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並且中國還維持著一黨獨裁，所以中國之疾更是病入膏肓。

　　一個「好的俄羅斯」是否可能？

　　在普京執政後期，普京聲望如日中天的時候，傑里亞金對普京的批評被許多人認為是吹毛求疵。幾年以後，全球性經濟危機爆發，國際原油價格從高位跌落，俄國經濟遂遭受重創，普京神話終告破滅，傑里亞金的前瞻性這才讓人信服。那麼，俄羅斯有沒有可能補上轉型正義這一課，在現代化和全球化的進程中，蛻變成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實現一個「好的俄羅斯」的夢想呢？

　　傑里亞金認為：「俄羅斯的悲劇在於，當前的精英層是在偷盜和破壞自己國家的過程中產生的。」而改變此種格局的辦法是：「只有實現政治現代化，從而不僅促使大眾覺醒，而且還要對俄羅斯精英層進行整肅才能改變目前的局面，開闢俄羅斯經濟的現代化之路。」目前仍然在俄羅斯外交與國防委員會、國家投資委員會任職的傑里亞金，進而對「後普京時代」的俄羅斯開出了一張全面治療的藥方：在國家制度方面，建立公正的司法是社會生活的基礎，恢復議會的立法權，聯邦關係的正常化等；在社會政策方面，醫療保健體系實現正常化，讓退休金改革服務於老百姓，制定有長遠目標的教育和科學政策等；在經濟現代化方面，保障所有權，限制濫用壟斷地位，解決大眾貧困化，振興落後地區等。這些建議，對政治轉型尚未開啟的中國來說，亦有相當之參考價值。

　　如果俄羅斯現任總統梅德韋傑夫願意接受或部分接受這些建議，俄羅斯的重生不是沒有可能。他並不願意成為普京的傀儡。俄羅斯「告別普京」不是沒有可能，俄羅斯醫治寡頭政治的絕症、實現社會的公正性和責任感也不是沒有可能。從「貧乏的專制」走向「充滿活力的民主與自由」，是實現一個「好的俄羅斯」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