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名作家柏楊病逝於今年四月二十九日凌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他的《醜陋的中國人》一書風靡大陸，成為大陸青年和知識分子的重要精神資源。他的「不為君王唱讚歌，只為蒼生說人話」的詩句，以及他促進台灣民主捍衛人權的事跡，也使他成為兩岸知識分子的精神大旗。

　　一九五七年，毛澤東就曾經講過，魯迅若還活著，要麼是關在牢裡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作聲。有「台灣魯迅」之稱的柏楊，當年如果不去台灣，而是留在大陸，想必難逃一黨專制的法網。一九四九年中共統治大陸以後，知識分子的脊樑骨被徹底打斷，因此現代社會之轉型對柏楊的倚重可見一斑。在宗教也變成黨的統戰工具的大陸，柏楊事實上成了一面中國人靈魂的照妖鏡。此刻，正當現代義和團與海外紅衛兵群魔亂舞之際，柏楊的離世，實在是這個民族難以承受的悲哀和不幸。

　　說來也巧，四月二十九日這一天恰恰是林昭遇難四十周年的忌日。北大學生林昭在毛時代被劃為右派，又被判「反革命罪」打入大牢。因在獄中拒絕認罪，堅持信仰，書寫了二十萬字的血書與日記控訴中共暴政，在上海監獄被秘密槍決。在她遇難的紀念日，民眾到林昭在蘇州靈岩山上的墓地祭奠，但警察卻在附近安裝攝像機監視，中共專制對死了四十年之久的林昭依然不肯放過。

　　人們不妨假設一下，如果林昭當年聽從了父母的勸告來到海外，或者像柏楊那樣生活在台灣，那又會是一種什麼情形？反之，如果王千源還在中國，是否又要重複林昭的悲劇呢?!我們在慶幸王千源承傳林昭的獨立思想的時候，也為那麼多的留學生「身在福中不知福」，自甘「醜陋」成為中共一黨專制的工具而感到深深的悲哀。當一個國家的知識分子被納入了上述的命運軌道，就很容易令人聯想到法輪功示威遊行時常見的一幅標語：「天滅中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