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得到真實的體驗，記者「打的」繞著崇文門西大街、前門西大街、宣武門西大街和西東長安街兜了一圈，延綿十幾公里寬闊的長安街南邊的人行道，和同樣長的崇文門到宣武門大街北邊的人行道，全部被黃色警戒線拉上了，不只是五步一崗，而是一步一崗。不僅男警察上崗，女警也上崗。密度令人吃驚的層層警察防線中，還散佈著仨倆成堆的流動哨，穿著便服，可是個個五大三粗、曬得黧黑。的士司機說那都是武警，一般三五個人近不了他們身。

因為被四道警戒線遮擋，人大會堂周邊和天安門廣場的警戒程度，只有靠想像了，大概更要密不透風吧。南北兩條大街上天安門一段的地鐵站和公共汽車站都被封閉了。

車駛到和平門，前邊公交車下來一個武裝警察，他是專門警戒防止從公交車車窗向外撒傳單的，每輛公交車配兩名警察。北京市對的士司機有非常嚴格的要求：不准插代表車隊，拉客不准多說話，車窗封死，嚴防撒傳單。發現有動機者必須隨機交給警察，百分之百擒獲。兜了一圈之後，的士司機精神十分疲憊，他說：「我受不了這兒的氣氛，我要趕快離開這裡。」這就是一個百姓對「人民代表大會」的真實感言。

民情、民怨和互聯網的大包圍
中共黨魁胡錦濤說，今年中國還有一個重大任務，就是要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要從十一屆三中全會紀念起。不知世上是否真有輪迴，三十年前的民情和三十年後今天中國的民情何其相似。三十年前，因毛澤東病死，文革結束，北京出現了一個西單民主牆，人民要求現代化，要求給兩年前的天安門事件平反，要求反對個人迷信。今天中國和世界有一個被人為阻隔的互聯網，中國公民一萬四千零七十人敦請全國人大批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一萬二千多名訪民發表致「兩會」公開信；天安門母親群體第十一次提出對話要求，她們呼籲：關於六四，請政府拿出一個對話的時間表；兩萬人致信胡溫，要求成立中國公民監政會，徹底消除腐敗；持續近二十年黑窯現象的受害者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書；一批中共老幹部關於盡快制定和認真實施《縣處級以上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公佈法》的建議書；劉曉波、丁子霖、胡平等海內外人士致函「兩會」：立即廢除城鄉戶籍二元制，讓「農民工」成為歷史名詞聯署的公開信；浙江異議人士呂耿松妻子致吳邦國及全國人大代表的公開信；七名北大學生右派再致胡錦濤總書記公開信，要求對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有一個新的、實事求是的結論。

此外，悉尼支持中國民主化平台三月一日發表聲明：就建立新的人民代表行為規範給十一屆中國人大的六點建議；學者胡星斗向全國人大提出的關於建立「兩會」問責制度的建議和關於設立「改革開放紀念周」的建議；中央黨校離休幹部杜光關於促進社會全面和解的建議；王丹、王軍濤、胡平、楊建利三月六日發表聲明，要求中國政府按照法律為其恢復或延續護照，讓他們自由進出中國；眾多國際人權組織、新聞組織不間斷呼籲中國改善人權和新聞狀況的聲明；三月二日冰島歌后比約克在上海演唱會上還來了一嗓子，在演唱最後一支歌曲《宣佈獨立》（DeclareIndependence）時，高呼「西藏，西藏！」兩會前和兩會期間，中國出現了一個民意公開表達的熱潮，但是這個熱潮只能在國外的傳媒和互聯網上表達。

兩會起動了公民「上書潮」
公民上書是三十年來中國公民社會發展的一個主要標誌。「共和（國）的精神就是公民分享權力，共同商議，參與治理，分擔責任。我國憲法第四十一條宣示認可公民批評督促政府的權利。我們身為人，作為公民，對自己、對唇齒相依的同伴、對生於斯長於斯的共同體，擔負著為權利抗爭、活出人的神聖形象與尊嚴的義務和責任。因此，我們鄭重敦請：望國務院在二○○八年三月之前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交審議《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議案，以使該公約盡快在奧運開幕前，無保留地得到批准！」這是○八奧運年的第一份上書，沒有律師參與，中國公民的上書絕對達不到如此法律水準。前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先生看了這份公開信，由衷稱讚，希望能簽名。但是當權者看了一定會恐懼，他們恐懼的是法律的力量。

「中國目前上訪人數應該在一千萬以上。一千萬，對於中國十三億多人口的確不是個大數，但如果考慮到其分佈的廣泛性--遍及全國所有城鄉，層次的多樣性--幾乎涵蓋社會每個層次的人，時間的持久性--有幾年到幾十年的上訪人，影響的深遠性--深刻反映著社會存在的各種問題與矛盾等等各方面因素，這個群體不僅不能被忽視，而且應該給予高度重視。」「我們上訪群體的產生源自於中國行政侵權與司法侵權的普遍存在。近十幾年來在城市拆遷、農村徵地、企業轉制、軍人安置、職工保險、司法不公等方面，存在著大量被侵權的群體，製造出農民無地種，居民無房住，職工無崗上，轉業無業就，老病無保障，司法造冤案等等慘狀，加上歷史上多次政治運動受迫害而沒有給予公正處理的群體，匯集成了中國目前上訪的主流。」這是令當權者最觸頭的訪民給兩會的公開信，他們談的民生問題，要比溫家寶的政府工作報告深刻得多，也真實的多。當局視他們為賤民，進行非人性的迫害和恐怖鎮壓。真正幫助他們，使他們走上法律維權道路，成為中國公民社會重要成員的也是律師。

維權律師成為中共打擊對象
兩會上書潮只是一個初始，奧運、紀念三中全會三十周年，還會高潮迭起。中共當局對公民的上書視而不見，對維權運動和人權律師實行國家恐怖，實際是一種卑鄙無恥的懦夫行為，因為他們深知，一黨獨裁的專制政治的解體，有賴於公民社會的成長和成熟。胡錦濤上台之後做的一系列政治報告，防止顏色革命，首先對付的是中國公民社會的崛起。

三月六日晚八點半，著名人權律師滕彪博士被當局指派的便衣，套上黑頭套，野蠻綁架，四十八小時之內又釋放。三月七日早晨，人權律師李和平在送七歲孩子上學的中途被國保警車惡意追尾，汽車的後備箱嚴重損毀。這兩件事都發生在人大開會之後，是繼十七大前李和平被暴打最惡性的恐怖事件。當局為什麼選擇最敏感時期實施這種國家恐怖？是明顯衝著兩會上書潮來的，滕、李都是上書潮的中堅和領頭人。滕彪是二○○三年，就孫志剛之死上書全國人大，推動廢止惡法《收容遣送條例》的三個法學博士之一。今年滕彪為奧運上書，為胡佳發表公開宣言。他們兩人還在法庭上為法輪功辯護、為高智晟律師、為黑窯工的受害而奔走。哪裡有公民維權，哪裡就有他們。

三十年前，人民還可以自發遊行，從西單到天安門廣場，公開表達自己的政治要求和政治主張。十九年前，知識精英已經呼籲把民主從天安門引到人民大會堂。五年前，人們還可以自由寫博客，自由發郵件。但是今天，博客被封，郵箱被阻，胡溫政權豢養幾十萬網警在互聯網上肆意封殺人民的表達權和知情權，肆意踐踏人民的參與權和監督權。這也是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裡講到的四種權利，結果也被新華社刪掉。如此草木皆兵的政府換屆，要動用十幾萬軍警阻止民情，民怨湧進人民大會堂就成為中國特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