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暴露了兩個誤區--其一，當局視為可藉以渡過「○八奧運」難關的「大部制」，並非什麼創新之改革，文革時以「中央文革小組」取代政治局和國務院，可謂世界上最大的「大部制」；其二，「周公」固然常以儒學調和馬列、以人性沖淡黨性的君子之風，但最終仍然救不了黨文化和一黨獨裁下的「大部制」，一部國史和文革史對此有精彩的說明。

最先創立「大部制」的國家
說起來，吾國華夏神州實乃世界上最先創立「大部制」的國家。早在公元前二二一年的秦代，秦始皇就創建了「三公九卿」的「大部制」制度；爾後，隋唐又明確為「三省六部制」，即中書省、門下省與尚書省，三省的長官級別相近於今日的人大委員長、政協主席和國務院總理，分別負責政務的決策、審議與執行，具有皇帝領導下的「三權分立」雛形；其中尚書省類似今日之國務院，下設六部：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與工部，如此「大部制」後來為各朝所沿用。到了中華民國，孫中山取西方各國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的長處，並融入中國古代考試權和監察權獨立的優點，創立了以五權分立概念為核心的「大部制」行政機構。

一九四九年新中國建立，中共全面模仿蘇聯的多部制和小部制，但文革初期，又全面拋棄蘇聯體制，以「鬥批改」重返「大部制」，全國僅以「中央文革小組」取代政治局和國務院，可謂世界空前絕後的「大部制」創舉。惜乎好景不常，「文革小組」雖然「精兵簡政」了，但一切服從「最高指示」，沒有自由民主，這個舉世無雙的「大部制」終使中國經濟瀕臨崩潰絕境。毛認為過在「大部制」，便在文革後期四屆人大恢復「小部制」，並讓鄧小平出山管理，但不久鄧以「小部制」清算文革「大部制」，在「反擊右傾翻案風」中再倒下；嗣後華國鋒以「兩個凡是」接任「小部制」，中國經濟仍然徘徊不前。

中共繼承晚清「大部制」
一九七八年中共「三中全會」讓鄧小平成為中國總舵手，決定學習西方的「大部制」，導致五次機構改革--一九八二年，國務院各部門從一百個銳減為六十一個；一九八八年，國務院部委由四十五個減為四十一個；一九九三年，國務院組成部門、直屬機構從八十六個減少到五十九個；一九九八年，國務院組成部門由原有的四十個減少到二十九個；二○○三年，國務院組成部門變為二十八個。而今二○○八年將展開的「第六次機構改革」--儘管冠以新名稱「行政體制改革」，國務院組成部門比原來的二十八個又要少幾個，在形式上已與西方先進國家相差無幾--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政府組成部門一般不超過二十個。然而，專家們指出，雖然如此現代化地「大部制」了，中國政府的實質性困境仍然有如晚清。

晚清「大部制」的代表「總理衙門」不是民主決定的，而是咸豐十年的旨意欽命。後來雖然有了總辦改革政治的特設機關「督辦政務處」監督，卻仍然無法阻止清政府整體腐敗。因為，「督辦政務處」也非民主產生，而是由慈禧和光緒欽定。此種欽定「大部制」，不過是有利於一黨一夫獨裁而已。

無獨有偶，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中共政治局作出本黨第一個機構改革的決定--《中共中央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結果只是增加了毛澤東的獨裁權力--決定說，「政治局推定毛澤東同志為主席」（改變了由中央全會民主選舉主席的民主程序），同時規定，書記處「會議中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反右」、「大躍進」和文革中一些「暴力社會主義」的瘋狂，皆因毛澤東作為黨主席，握有「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之獨裁法寶。

中國「大部制」的死穴
蕭規曹隨。鄧小平無論怎樣推行改革，卻決不改正「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之獨裁法寶。他臨終前對兩代接班人傳授了這一「帝王秘訣」：「毛在毛說了算，我在我說了算，什麼時候你說了算，我也就放心了。」兩代接班人對此銘心刻骨，所以，其今日「大部制」之「行政體制改革」，一切皆是為了鞏固「我在我說了算」的「胡思想」和「新核心」權力。

如此這般，自然就會出現「廟雖然減少，和尚卻越來越多」--據史料，中國不同歷史時期的「民養官」比例（總人口與財政負擔的脫產人員的比例），今日高於秦始皇時代二百倍！三十年改革開放的六次機構改革，從來與百姓民主無關，每次都是在弄虛作假搞形式，許多「廟」只是換了牌子，並沒有真撤，更沒有裁減「皇糧供給量」。汪玉凱教授近日說，第五次機構改革說的是只留下二十八個部委，其實，這個計算沒有包括國務院辦公廳和一個特設機構、十八個直屬機構、四個辦事機構、十個部委管理的國家局、十四個直屬事業單位，以及諸如西部開發辦、東北振興辦、綠化辦、老齡辦等一百多個中央議事協調機構。如果真將這些實際上存在的部級機關算起來，中國仍然是掛「大部制」之名，行「小部制」之實。

面對「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之中國「大部制」死穴，面對假冒偽劣的「行政體制改革」之病入膏肓，僅僅靠請出「周公」（或自比周公者），就能解決問題嗎？周恩來固然是中共最有人格魅力的一個「道德楷模」，可稱「心術純正，通達時務之員」，但歷史一再證明，「周公」從來不是毛澤東那樣的「秦始皇加斯大林」的對手，延安整風時期「周公」敗了，「大躍進」時「周公」敗了，文革時「周公」敗了，改革三十年，「周公」同樣一敗再敗！可以鐵定，只要不真正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不真心實行自由民主共生之憲政，無論如何祭拜「周公」，無論如何自比「周公」，無論有中國特色的「大部制」怎樣掛羊頭賣狗肉，中國的整體腐敗危機只會愈演愈烈，最終是「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

二○○八年三月六日於深圳早叫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