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上海,盛行颱風。二○○七年九月,上海更是颱風預警不斷。坊間流傳:那位後來成為中國新一代皇儲的習近平先生,此刻正從浙江省委書記任上,中轉上海主政。浙江是颱風多發區。習先生居浙有年,可能「積久成習」,可能要「提高執政能力」,反正到任不久,滬上便警報頻傳。 交通路況:領教「羅馬方陣」 終於拐上小區旁主幹道,誰知情況更糟。本來南北走向的大路,已被眾多「歸心似箭」的車輛,改造成單向行駛。「鄙車」所屬由南向北的車流,佔據著整個路面。「一夫擋關,萬夫莫開」,任何對面駛來的車輛,休想從此通過。親戚久居上海,頗具經驗,眼看前有堵截,後有追兵,囑我趕緊下車,徒步返家。下車前行幾步,回頭看,親戚的車已淹沒在巨大的車流中。復前行,路勢漸高。登高望遠,頓時被眼前景象所驚呆:原來,我剛離去的那股「車流」,只是滄海一粟。正對面,一股同樣「歸心似箭」、且遵循同樣行為原則的車流,也佔據了整個路面,正從反方向撲面而來。兩股車流,組成兩個方陣,如兩軍對壘,交鋒於楚河漢界,旗鼓相當,陣營分明。放眼望去,如此「兩軍對壘」的方陣,不止一個。而是每兩個「方陣」組成一對,在霓虹燈、街燈和車燈的交相輝映下,猶如即將出征的羅馬軍團,蜿蜒伸展,一望無際。細觀「羅馬方陣」,公交車輛和出租車不多,多數是「私有」或「公有」的小汽車。在中國,能擁有私人汽車,或能享用公家汽車的人物,當屬「主流經濟學家」推崇的中產階級。百聞不如一見,原來「中產階級」如此開車。 路上擠滿剛從車中撤退,徒步返家的「中產階級」。大家議論紛紛,或咒罵警察,或嘲笑習先生,卻偏偏沒人指責逆向行駛的汽車。不遠處,一輛閃著警燈的警車,好似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圍困在「羅馬方陣」中動彈不得,顯得如此孤單、可憐和無能。幾位警察,擠在「兩軍對壘」交界處,聲嘶力竭地企圖疏導交通。而一位逆向駕車的「中產階級」,卻在和警察爭論不休。如果在美國,我暗自尋思,這位雄辯的「中產階級」,應該已被戴上手銬,押往警局。當然,近年流行「中國可以說不」,美國的故事,不足為訓。但是,就算在第三世界裡,在那些飽經憂患的土地上,在逃避敵軍炮火背井離鄉的人群中,我們可曾在電視上見過這樣的交通混亂?環顧四周,大上海高樓林立,燈火輝煌;「中產階級」紅男綠女,香車寶馬。我不禁想問,究竟是什麼原因,能在沒有外敵入侵的和平年代,在歌舞昇平風情萬種的夜上海,在典型的「中產階級」住宅區,僅為一個後來被證明是一場虛驚的颱風警報,就使一個現代化交通,在頃刻間退回到幾乎「無政府」的混亂狀態! 如遇警察騷擾,請打局長電話 中國有龐大的警察部隊。近年來,這支隊伍更引進西方技術,建築起舉世聞名的網上長城。「金色盾牌」由外匯鑄就,在網絡這個幾近虛擬的世界裡,他們在「意識」的疆域裡站崗,在「靈魂」的邊境上放哨,保證只有最「衛生」的思想方能流入中國。但是,裝備如此精良,能將互聯網封鎖得滴水不漏的國家機器,卻不能有效管理最起碼的城市交通和張三李四的吵嘴鬥毆。莫非,中國警察也兩極分化了? 今天,中國警察或許可分為幾種。第一種專門對付包括「動亂精英」、「維權人士」在內的「國家公敵」。他們肩負黨國興亡,身系社稷安危,拱衛京師,猛不可擋。網絡警察,是這支精銳部隊中與時俱進的新秀。第二種警察一般出沒於邊遠地區,他們黑白不分,兵匪一家。朋友曾投宿於海南某酒店,當地警方或許也想「提高執政能力」,公然佈告於酒店:「如遇騷擾,請打警局電話;如遇警察騷擾,請打局長電話」。「警察騷擾」,如此新奇的犯罪,居然包括在警方自己的友情提示中,實為曠古奇聞。第三種警察,介於前兩種之間。他們基本信奉老莊哲學,身體力行「無為而治」。精明的上海警察,大多屬於這一種。在他們臉上,既沒有往日「無產階級專政」的兇狠,也沒有現代專業警官的威嚴,新添的是一層小販的猥瑣和油滑。靠這等警察,既不能嚴肅綱紀,更不能除暴安良。「沒有白沒有,有了也白有」。 中國政治學意義上的「滯脹」 本來,一個能有效地對互聯網實行「新聞審查」的制度,是標準的「專制」制度。「專制」制度因為不需要分享權力,沒有平衡制約,所以比較容易產生「權威」。即使從詞源學意義上說,「專制」(authoritarian)和「權威」(authority)也是同根所生。但是,今天中國的「專制」,卻似乎正在失去「權威」。上述所見所聞,不過是民間隨處可見的冰山一角。這種喪失「權威」的現象,同樣存在於中共上層,體現在所謂「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傳說中。這種強「專制」和弱「權威」同時並存的現象,無以名之,姑且稱為「沒有權威的專制」(authoritarian without authority)。這種現象,頗像經濟學上的「滯脹」,也是一種兩難局面。因為,如果中國政府想朝「民主是個好東西」的方向前進,就可能冒進一步喪失「權威」的危險。相反,如果中國政府要加強「權威」,則可能和「民主是個好東西」背道而馳。 對於上世紀七十年代西方經濟「滯脹」的原因,眾說紛紜。多數學者似乎認為和石油漲價有關。後來西方經濟「滯脹」得以緩解的原因,同樣莫衷一是。有人說和「高利率」有關,有人說和技術進步,代用能源有關。今天,如果中國真存在政治意義上的「滯脹」,原因是什麼?對策在哪裡?這些問題對有緣目睹上述那場「交通奇觀」的芸芸眾生來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但是,這些問題對於像習先生那樣的當朝重臣、袞袞諸公而言,卻無疑是需要認真思考的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