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說，「地富反壞右」已經被踩在最低層了，沒法去欺侮別人。現在，欺侮人、整人的還是以前的整人者。「諂上壓下」，這些人對上級是奴才，對下級、對目前地位不如他的人，必然擺出主人的架勢。既然整人者還在整人、欺侮人，幾十年過去了，本人沒有一點反省、懺悔。在這裡，介紹三個例子：

汪琦：靠運動踩著別人往上爬
汪琦，原名汪亞芳，一九一八年一月生，安徽銅陵縣人。她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參加革命，一九四○年至一九四四年在延安馬列學院學習期間，在搶救運動中，就是打手。曾在馬列學院學習的王匡一直記得她在大會上張牙舞爪的表演：「王匡，你這個狗特務，你要好好交代！」王匡曾經警告過我們記者部的林里：「汪琦當你領導？你可要小心，這不是個好惹的女人！」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汪琦在重慶新華日報、東北日報當記者，一九五○年到人民日報，當工業組副組長、記者部副主任。她在當記者期間，沒有寫出像樣的稿子。據以前和她同過事的人們反映，她在東北日報當記者時，拿不出稿子，就經常請病假。一搞運動，不但病好了，而且勁頭比誰都大，她是靠運動踩著別人的身體爬上來的。

反右時，記者部人數不多，劃的右派分子數目卻是全社第一，支部書記汪琦在其中立了頭功。在文革中，汪琦說過對江青不滿的話，被打成「現行反革命」，也進了牛棚。她口口聲聲承認自己是現行反革命。以後我才聽說，其中一個原因是：她的丈夫劉白羽被關了，她打抱不平：「劉白羽是第一個稱毛主席為紅太陽的人，怎麼能把他關起來呢？」於是，她也進了牛棚。她對牛棚領導和革命群眾低聲下氣、唯唯諾諾，不斷向牛棚領導靠攏，匯報別人的長短??

在牛棚，我們五個女的住一間小房。汪琦對「地主」岳立經常笑臉相迎，對我和田蘭欣、胡濟邦卻經常橫眉冷對、惡語相向。特別是對胡濟邦，她不斷打小報告。因為我早被她打下去了，而胡濟邦在資歷、品性、能力各方面都比她強，這是不能讓她忍受的。在雞毛蒜皮的小事上，她無限上綱，用大帽子壓人，而她自己卻比別人更「糟」。例如：胡濟邦帶來一個大茶缸，冬天，她的手不能受涼，她就打一缸熱水焐手。汪琦就散佈，說胡濟邦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沒有改變。俗話說：「管天管地，不管人拉屎放屁」，汪琦卻要去管。我們每天吃完早飯就要出工，汪琦說：胡濟邦在早飯後、出工前都要上廁所大便，是逃避勞動，她把這個發現向「走資派」們散佈後，還向牛棚領導打小報告??

陳浚：整人的「打手」
像汪琦這樣惡毒、無聊透頂的人，記者部主任陳浚是十分欣賞的。他曾經對我說：「你們都瞧不起汪琦，其實，汪琦立場堅定，革命性比我還強。」原來他們兩人有許多一致的地方。陳浚是一九五三年從東北《勞動報》調來的，先在國際部，一九五五年到記者部當主任。反右時，他得意地向我誇耀：「你們都恨汪琦，其實汪琦的後台是我。」「我參加革命以來，沒有當過鬥爭對象。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從來就是鬥爭別人的積極分子！我就是你們罵的整人的人，是打手！」說到「打手」兩個字，他「格格」笑了。

誰知好景不長，一九六六年文革一開始，陳伯達帶領工作組到人民日報社奪權，說陳浚是報社的四大家族之一（另外三大家族是吳冷西、胡績偉、王澤民）。除了吳冷西後來才進報社的五七幹校外，其他三人都進了牛棚。

陳浚在牛棚，能吃能睡。他在我面前，仍然以領導者自居，常常向我做工作，要我服罪。他對我說：「現在大家都不說真話了，就你一個人在說。」有一次，他大驚小怪地問我：「你怎麼給劉少奇寫起信來了？」我說：「他當時是副主席，我怎麼不能給他寫信？」他說：「他說反右派需要甄別，你也說反右派需要甄別，你和他思想一致！」我說：「劉少奇究竟有什麼罪惡，我搞不清楚，不過，他說反右派需要甄別，是說對了！同時，我在五十年代就說了，劉少奇六十年代才說，我在先，他在後，是他和我一樣，並不是我學他的。」看來，造反派對劉少奇抄家的時候，把我以前給他的信抄出來了。不知陳浚是在什麼時候、在什麼情況下知道這件事。

有一個多月，牛棚領導罰我整天幹髒活、重活，每頓吃鹹菜、窩窩頭，喝白開水，但伙食錢還是和大家交一樣多。對這種「變相肉刑」似的折磨，人人表示沉默。有一次，沒有白開水，伙房不能為我一個人另燒。組長崔錄叫我跟大家一樣喝白菜湯。陳浚跑來聲色俱厲地質問我：「領導讓你喝白開水，你怎麼喝起白菜湯來了？」我說：「崔錄讓我喝的，沒有白開水了。」他才無話可說。使我感到，這位副部級領導幹部思想的低劣、內心的兇殘，還不如被稱作漢奸的崔錄。但像陳浚這樣的人很快在牛棚得到解放。後來跟著四人幫跑犯錯誤，是毫不奇怪的。

有兩副面孔的蕭風
蕭風，蘇州人，一九○九年生。一九三八年，到延安抗大、陝北公學學習。一九四○年後在《文動》半月刊當編輯，在《勝利報》、《晉冀豫日報》、太行《新華日報》和邯鄲新華廣播電台主持新聞工作。一九四九年調入人民日報社後，歷任編委兼編輯部主任、總編室主任、讀者來信部和政文部主任。他一九四二年入黨。一九五一年起，先後擔任報社的黨支部書記、黨總支副書記、書記、黨委副書記。

反右鳴放中，大家對蕭風提意見，說他對上級一副面孔，對下級又是另外一副。文革時，革命小將把他被捕過的事情翻出來，說他是叛徒。他來到牛棚，對在牛棚裡的以前領導、牛棚的現領導和革命小將們唯唯諾諾、畢恭畢敬。對其他人卻是張牙舞爪、兇神惡煞。在勞動中，他經常對後種人發脾氣，好為人師，給人亂扣帽子。他整天吵吵嚷嚷、嘴巴不停，發泄他內心的煩躁、不滿，我們這些人成了他的出氣筒。

有一次，他跟胡績偉抬土，他在前，胡績偉在後。他上坡，胡績偉沒有上，害得他跌了一跤，他一聲沒吭。不但如此，當胡績偉大聲責怪他上坡不打招呼的時候，他嘿嘿笑著。我看見了這一幕，也感到好笑。要是換了另一個人，蕭風不知要吵得怎樣天翻地覆！

由於我的最低層地位，我看見了許多別人看不見的東西，看見了堂堂高級領導幹部的真面目。像這種不用自己的腦子、唯上是從、諂上壓下的例子是數不勝數的。至於自私自利、損人利己的行為也隨時可見、舉不勝舉。我不斷勉勵自己：「這是瞭解人們真面目的最好時機，不要放過這一時機，要沉住氣，做一塊試金石。」

我遭受了一般人難以忍受的痛苦，同時也由於我的記者「職業病」，嘗到了一般人嘗不到的樂趣。這也是我數年來身處絕境從來不想自殺、而且害怕我突然死亡的一個內心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