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胡佳：強硬回擊國際壓力

　　現在新聞自由和人權已並列成為中國政府的大難題。

　　二○○七年一月一日，由溫家寶總理簽署的第四七七號國務院令──《北京奧運會及其籌備期間外國記者在華採訪規定》開始施行（《規定》不包括西藏，外國記者採訪仍需要批准）。路透社當天採訪了中國第一政治犯鮑彤。隨後，無國界記者組織訪問北京，與中國的一些官員見面，都曾被看做中國政府兌現奧運承諾，改善人權和新聞自由的開端。但是，僅在二○○七年，外國記者在中國採訪不斷遭遇阻撓，被抓、被打高達八十餘起。中國記者和傳媒人以言治罪的案例也不斷發生。今年三月十日拉薩事件發生之後，獲准在西藏採訪的外國記者，包括香港記者都被驅逐乾淨，又變成中國政府公開違背《規定》的大轉折。

　　四月三日，北京著名維權人士胡佳，他也是一個著名的公民記者，被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附加剝奪政治權利一年。這是奧運之前中共以言治罪最惡劣的案例。也可以看做中國政府對國際社會要求它履行奧運承諾，做出的立場?硬的回擊。

　　中國記者因奧運而入獄並不是自二○○八奧運開始的。我就是因為一九九三年北京爭奪二○○○年奧運舉辦權沒有成功而入獄的中國記者，和胡佳比較，我判刑比他重，我經歷的司法程序更欠公正，對我是違反中國法律的秘密宣判，不但我的家人，連辯護律師都不准旁聽。但是，以「六四」之後一九九三年的新聞狀況和二○○八奧運年比較，我認為現在更糟糕。

　　新聞自由是中國的歷史問題，也是奧運的現實問題

　　人權和新聞自由的惡劣狀況，是中共建國近六十年逐漸積累起來的，也是「六四」之後越來越嚴重的。鄧小平只搞經濟市場化、全球化，政治一步不改，採用暴力高壓來保持社會穩定，造成貧富懸殊；社會斷裂；環境惡化；官員腐敗；教育、醫療、住房、土地問題、金融風險、通貨膨脹、都由底層人民承擔。尖銳的社會矛盾，都以觸目驚心的人權問題表現出來。而現在要建設的所謂和諧社會，就是不讓人民瞭解和糾纏歷史和現實的積重如山的債權債務。無論屬於共產黨的責任，還是各級政府的責任，都無人承擔。唯一採用的還是傳統的辦法，就是嚴厲控制新聞自由，不讓人民瞭解真相。

　　中國的記者和新聞工作者，六十年來是在沒有《新聞法》的保障下工作的。八十年代中國人大曾經醞釀起草一部《新聞法》，那時還不敢公開提出保護記者的權利，便已經發生了嚴重的爭論。主持起草的人大教科文衛副主任胡績偉主張起草一部全國人民，包括共產黨、北京政府都要遵守的新聞法律。但是主管意識形態的左派勢力的代表胡喬木卻要制定一個法律來管記者，管新聞工作者。胡績偉反駁說：「還要管哪些管新聞的人，管官，和管主管新聞的機構。」胡趙十年《新聞法》的起草，三易其稿，都被左派勢力通過各種方法壓制下去。「六四」之後完全放棄。因此現在各級政府可以用各種法律手段懲罰報道真相、講真話的新聞工作者。新聞自由也就和人權並列，成為中國最嚴重的問題。奧運來臨，中國遭受壓迫的人期望藉此良機尋求社會公正，世界希望中國政府改善人權和新聞狀?，實踐奧運承諾，但是中國政府把來自內外的壓力一律看做是把「奧運政治化」，是破壞奧運。依舊用壓制新聞自由的方法抵制批評，就使得奧運和新聞自由的矛盾更突出，中國新聞自由的狀?更糟糕。

　　黨和政府是管理傳媒的硬力量

　　中國報業依附高增長的經濟，二○○五年僅報業種類已佔全球日報總量的七分之一，如此龐大的報業產業，仍舊由中宣部管理。中國目前是少數存在書報審查制度的國家，有著數目驚人的審讀員。配合重大事件一律採用新華社電訊，媒體不得有自選動作，突發事件媒體不得異地監督等等清規戒律，就形成了中宣部控制全國新聞出版的天羅地網。最近聽說，管理網絡，除了金盾工程，還招募了拿津貼的網民，任務就是跟帖。

　　二○○七年三月，剛上市一天的《財經》雜誌，封面刊登對法學家江平的訪談標題，因為江平提到中共中央辦公廳下文件要求確保《物權法》在「兩會」獲得通過，引起高層震怒，中共中央宣傳部奉命追繳，已經發到全國的雜誌全部收回，重換封面，損失概由雜誌社負擔。

　　今年一月十九日下午，《南方周末》在北京舉行「致敬二○○七」年度盛典，期刊圖書類特等獎獲得者是《炎黃春秋》雜誌，會場的電子天幕，已經打出巨大字幕，正當該刊八十五歲的社長杜導正和總編輯吳思正在台下謙讓誰上台領獎之時，意識形態主管部門的一個副部長給會場來了一個電話，質問:「誰讓你們給《炎黃春秋》頒獎？」《南方周末》負責人回答：「已經打出天幕了。」這位副部長蠻橫無理地命令；「打出了也得撤銷!」這立刻成為頒獎大會的新聞。因為杜導正是前國家出版署署長，會後敢於向中宣部興師問罪，但是中宣部否認打過這個電話。杜導正稱之為「神秘的電話」。「神秘的電話」代表現在中國管理新聞出版機構的運作方式極度的不公開性，一部一署封殺書報從來不下文件，經常是電話或口頭通知，每星期對中央各大媒體負責人的吹風會，也不允許記錄，只能口頭傳達。

　　不僅中宣部，任何職能部門和政府機構，都可以干預媒體。二○○七年七月三十日、三十一日，湖南《瀟湘晨報》和湖南經濟電視台記者相繼報道「八月豆腐香乾擬漲價，豆製品企業虧損」的消息，被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認為是「不實報道」，要立案查處，並委託新華社八月五日發了一個通稿予以駁斥。稱湖南「漲價新聞」已被國家發改委認為是「一起嚴重的失實報道」，而此時豆腐香乾已經漲價。以權威媒體的假新聞打壓真新聞已成為中國特色。而講真話的記者都遭遇迫害，《瀟湘晨報》記者蕭世峰最後遭報社解聘。不久前北京電視台聘用記者訾北佳報道「紙餡包子」被北京市法院判刑一年，引起了巨大反響，也和國內普遍封殺真新聞有關。以產生打黑記者而聞名的《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龐皎明採寫了系列調查，揭露湖南廣州武廣高速鐵路「用假煤粉灰施工」遭遇死亡威脅。因為鐵道部認為該報道是虛假新聞，中宣部不但不保護記者，還以「出現假新聞要追究新聞單位領導責任」的規定給報社領導施壓，《中國經濟時報》頂不住壓力，最後還是解聘了這位打黑記者龐皎明。

　　今年一月，屬於中共中央政法委的機關報《法制日報》屬下的《法人》雜誌女記者朱文娜，報道了遼寧一位女商人編寫短信諷刺縣委書記遭羈押的消息，被諷刺的西豐縣委書記張志國竟派縣公安到《法制日報》抓捕宋文娜，堂堂《法制日報》領導竟然讓宋不要上班躲起來。很快成為一宗轟動世界的醜聞。

　　市場軟手段加深傳媒自身腐敗

　　用經濟手段管理傳媒，成為「六四」之後不同於傳統的限制新聞自由的有效方法。中共數量龐大的報刊，只有《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經濟日報》、《中國日報》、《求是》雜誌由國家財政全部撥款，其餘的全部推向市場，能?依靠發行存活的十分有限，於是就像數目驚人的狼群去爭奪廣告。大國有企業、廣告商就成為中共控制媒體的軟力量。沒有一個企業願意把錢投給一家不受當局青睞、或者有遭受整肅危險的報刊。這種軟力量比較中宣部的硬力量，同樣能?形成中國傳媒嚴格的自律。一個記者報道有關奧運的消息，他絕不敢寫政府不高興的事，若惹上麻煩，報紙就沒有廣告，他或者被開除，或者要降薪。作為編輯，他必須具有比記者更嚴格的自律精神來編輯記者的稿件。報紙的總編輯實際上都是中宣部的看門人，最主要的責任是嚴格看管好和監督好手下的記者、編輯，不要給政府惹麻煩。奧運報道，傳媒自律會成為金律，軟手段起更大的作用。

　　中國傳媒目前處於沒有新聞自由，又走專業化、市場化的狀態，國家這種兩重管理，嚴重造成傳媒自身的腐敗。我是寫特稿出身的新聞記者，現在很多報刊都有「特稿部」。朋友們告訴我：「如今的特稿部，和你那時可不一樣。」不一樣之處在於特稿記者的文章不是供給報紙發表，增加報刊的深度和權威性的，而是用來拉廣告或開闢財源的。報刊的記者明查暗訪，掌握企業違法事實，寫成特稿，拿去和企業談判，有的可以拉來大筆廣告費。報刊對自己的人員也很優厚，個人可拿百分之四十的提成。大報名刊可以和大企業，證?公司打交道。小報小刊、各地的記者站，就只能和黑煤?、黑磚?打交道。《中國貿易報》一位名為山西記者站專題中心主任、實為聘用人員的蘭成長被一家無證煤礦僱傭的打手打死，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出現的。《中國經濟時報》刊登了記者對蘭案所作的詳細調查。該報也認為蘭是個假記者。不是因為他沒有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簽發的蓋有國徽公章的新聞記者證，而是因為蘭成長被記者站聘用三年，沒有寫過一篇報道，他個人也沒有任何文字作品。據悉，山西的小煤?，一旦發生礦難，聞訊而來的記者一天就高達一百多人，他們排著隊領取煤礦發給每人的一百元。礦方稱為「封口費」。同一家報社有時同來六、七名記者。

　　最近，我去北京醫院看望了住院治療的胡績偉先生，他已經九十二歲高齡。他是共產黨最有名的老報人，他呼籲:「不能期望共產黨和北京政府，在奧運前解決所有的人權和新聞自由的問題。但是中國政府應該釋放所有因言獲罪，關在監獄裡的記者和網絡人士。」我想，如果對胡先生的呼籲也不理不睬，奧運只能給中國帶來越來越多的麻煩，中國新聞狀況會必更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