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處理手法與「六四」一樣

　　以國內的熱點西藏問題來說，政府先是封網，一切有關西藏信息都不得而知，讓老百姓閉目塞聽，直到今天，內地的老百姓聽到看到的都是政府的一面之辭。政府處理此事的手法與十九年前「六四」一模一樣，把因果顛倒，時間顛倒，連手法與語調都如出一轍，像指責達賴什麼「有計劃有預謀有組織」，豈不知直到今天，連十九年前的「組織、計劃」還沒查出來呢。明明如王力雄先生所言，和平請願遭到武力鎮壓後才激起的暴力事件，可是官方只說「三·一四」砸燒殺事件，對此前的起因為什麼，則含糊其辭。如「六四」一樣，只說暴徒如何殘害解放軍戰士，所以要鎮壓暴亂。那時候的場面，比拉薩還要慘烈，謊言更加露骨。我相信，大凡經歷過「六四」事件的人，都應該心知肚明，能夠判斷出拉薩騷亂中的前因後果與是非曲直的。

　　至於討伐達賴的語言，就更不靠譜了。如西藏自治區書記張慶黎所憤怒聲討的，「達賴是一隻披著袈裟的豺狼、人面獸心的惡魔」，完完全全是文革期間紅衛兵式的語言暴力，跟「鬥倒鬥臭，再踏上一隻腳」有什麼區別？這話之後，新任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孟建柱也喊口號了，說達賴「早已不配做一個真正的佛教徒」，一副包打天下、神鬼統管的口吻。西諺有云，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達賴配不配做一個佛教徒，不是你說了算的，應該由藏傳佛教的僧侶來說才對。而且，達賴本人也不是一個普通意義上的佛教徒，他是活佛，是藏族人的精神領袖，讓出家人幹欺師滅祖的事情，是不是有些強人所難？這種乾癟無味的政治宣傳和蒼白無力的口號謊言，一再重複地上演著。

　　第二個就是中國人所關注的台灣大選及公投事件了，這次大選充分展示了民主制度在領導人選擇上的自我完善功能，讓一個小島堪稱為亞洲最民主典範，反襯出大陸的專制與獨裁。可聽聽中國外交部新聞發言人的發言，好像是不關自己痛癢、是別國的事情一樣，以「我們注意到了」這種泛泛的外交辭令來應對。對陳水扁的入聯公投沒通過，說是「台獨不得人心」，但對馬英九的返聯公投?不置一詞。要知道，這入聯和返聯的加在一起，超出百分之七十有餘，也就是說，起碼有這麼多大比例的人不願意生活在共產黨中國的統治中。中國共產黨現在不是也承認「民主是個好東西」嗎？如有勇氣，也來它一個「得人心」的民主公投如何？古人有「顧左右而言它」，中國的新聞發言人也學會這招數，那就是避重就輕、言不及義；攻其一點，不及其餘。

　　決策部門的隨意性和無序性

　　再就是兩會之後，廣電部封殺電影《色戒》的演員湯唯、引發社會廣泛影響一事。《蘋果》公映一個多月後被禁，《色戒》是公映五個多月後被禁，《蘋果》把廣電總局告上法院了，居然無人受理。莫名其妙的是，這次要封殺的，不是什麼製片廠或導演，而是湯唯的廣告形象，而廣告則歸工商部門來管。孰令為之，孰令止之？這兩部電影的放映與遭禁，都是由同一個國家職能部門所決定的，生殺予奪，肆意胡來，這種自打耳光的做法，充分表現出政府決策部門的隨意性和無序性，堂堂一個國家廣電總局，朝令夕改，出爾反爾，言而無信，是在依法行政嗎？不過，說實話，這個國家早就沒有什麼誠信可言了！

　　還有那個教育部，為了實現「京劇從娃娃抓起」，竟把文革期間的「八個樣板戲」列入中小學的教材，結果引起國人大嘩。有學者認為，樣板戲毫無疑問是「文革」的產物，它所表達的思想內容問題成堆，當我們的社會正需要清除「文革」餘毒時，樣板戲的歌詞不經改造，就進入中小學生教材，對歷史反思和下一代教育，都會產生嚴重的誤導，此舉無疑是對歷史和未來不負責任。更有人提出，教育部這次的樣板戲入教材，有著濃厚的返「左」情結，不啻起江青於地下，讓「革命自有後來人」。倘若「偉大的文藝旗手」地下有靈，對教育部的這種動作，亦當含笑九泉了。

　　最可笑的畫餅充饑和最能欺哄老百姓的，該算是近日中共智庫正式提出政治體制改革時間表了。這個由中共中央黨校校委研究室編寫的、剛剛開始公開售賣的《攻堅：十七大後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報告》一書認為，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至少需要六十年，到二○四○年才能完全轉型成市場經濟及民主政治。也就是說從現在算起，這幫達官貴人仍需手握印把子、繼續掠奪國家財富三十三年後，才能考慮如何實施民主政治。據胡潤編匯的中國年度富人榜顯示，二○○七年有一百零六位以美元計算的億萬富翁，是一年前的七倍，其中絕大多數是紅色權貴的「高幹子弟」。這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為什麼要循序漸進地進行，不能搞成本高、風險大的激進改革，是要再過三十三年，等這些「高幹子弟」的孫子輩們也盆滿缽滿了，才能再施捨給老百姓一點民主，才能考慮如何建設「中等發達的成熟的民主和法治的現代化國家」。

　　「中國知識分子大多數是利祿禽獸」

　　這讓人想起百年前政治窳敗的晚清末年，一九○一年一月，為了緩和國內外矛盾和壓力，清政府不得不宣布「變法」，但只是說說而已，未見行動。到了一九○六年九月，清王朝頒布「預備仿行憲政」的詔書，聲明要過幾年，待察看民智後，才能確定正式實行憲政的年限。到了一九○八年八月，清政府又下令以九年為預備立憲之期，但仍是一張遙遙無期的「空頭支票」。西太后死後的第二年，清廷又將變法的時間縮短為五年，但這個許諾不到一年，清政府就徹底完蛋了。中共這個二十年前就由鄧小平許諾要提出時間表來完成的政治改革，看來與當年清王朝的憲政改革一樣，是遙遙無期、難以指望了。

　　唐德剛先生在他的《晚清七十年》一書中，談到了一種「利祿禽獸」。原文如此：「中國的知識分子絕大多數都是利祿禽獸，任何有關文化的小事，都要搬到政治上去，為的是入黨做官，有權便有一切也。」看看新王朝、新政府裡這些新權貴的一張張面孔，在他們身上所沉澱出的同一種無知與專橫、暴力與謊言，距離唐老先生所講的「利祿禽獸」，行跡幾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