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儘管中國經濟已經出現了滯脹跡象，但較於美國歐盟日本等重要經濟體增幅還是較大的，故而國際投資仍會向「中國窪地」流動，國際熱錢也會烘托中國股市與樓市。事實上，中國金融危局絲毫沒因股市上昇而紓緩，相反，情勢更加危險。

　　被樓市套住，流動性嚴重不足

　　大陸房地產的畸形生存已經到了最後大限，業內人士預測六月份將會出現「樓崩」。無論此預測是否準確，可以說，地方政府「刮地皮」即靠高價賣地過日子的時代將會結束。但是，已經經過政府「刮地皮」還有主管部門收費及官員索賄而抬高的樓價，還一時難以下調。故此，樓市的「有價無市」狀況將會持續下去。

　　過去幾年，銀行鍾情於房地產市場，到二○○七年底估計房地產信貸佔全部信貸投放的百分之三十以上，如果加計借其他名目進入房地產市場的信貸資金，上述比例應當接近了百分之四十。以經濟體積不算太大的沿海省份福建為例，二○○七年底房地產信貸餘額高達八千億之巨。對於廣東、上海、北京等經濟大省（市），房地產信貸餘額都不低於三萬億。目前，中國前十名巨型房地產開發商的現金準備幾乎無一例外地出現了問題。按加權平均計算，每個巨型房地產開發商的手頭現金應不低於一百億，而實際上過半的房地商手頭現金已經不足十億，以至於萬科老總王石親自出面，聲稱萬科資金沒問題，「仍有一百七十億的儲備」。其實，對於萬科這樣的巨頭，面對樓市危局，即使真有一百七十億現金儲備也只能是勉強支撐。

　　股市高漲，進一步減少了銀行的流動性，「存款搬家」在所難免。估計到奧運前（七月），若上證指數企及五千點，將會有十萬億存款湧向股市。因為股民已經賠慘而恢復上昇期「回搬」贏利，需要比原大盤高企時投入更多資金。

　　房地產開發商歸還銀行貸款量不能按預期實現，更進一步地加劇了銀行流動性危機。同時，從緊的貨幣政策幾乎卡住了對房地產業的信貸投放量，既有相當量（在四萬億以下）投入也是「貸新還舊」，勉作應付而已。所以，著名市場分析人士安邦諮詢公司的分析師張巍伯「房企危局蔓延，銀行難免一劫」的論點一出，立刻引起了銀行界的恐慌。

　　根本不存在的平衡點

　　如何找到經濟增長與抑制通脹的平衡點，是宏觀調控部門與官方學者的頭等難題。實際上，在現行體制下，這個平衡點根本就不存在，因為形成這個平衡點的基本條件是：一，地方大、中央小的聯邦稅制，一般可稱為「倒三七」（地方拿百分之七十、中央拿百分之三十），這對中央集權體制無異是個神話（或胡話）；二，相對公平的廣義資源成本，包括勞動力成本的真實與資源稅的穩健實施，目前中國這兩項都是盲點；三，既然深度參與全球經濟一體化，匯率就該放開，而中國目前有管理的小幅快進匯率政策已經是「小米加步槍」對付「戰術巡航導彈」的不對稱狀態。

　　在平衡點根本不存在的情況下，地方投資衝動與國企經濟霸權又給金融調控增添了巨大壓力。地方經濟增長模式單靠投資規模的模式在本屆中央政府任內，不會出現任何改變，相反，面對滯脹，地方政府更期望以投資規模換取增長。如在溫家寶鐵腕處理本鋼之後，鋼鐵業產能並沒因此下降，壟斷性抬價亦未能制住，而現在又不得不放鬆已壓制了三年之久的兩廣鋼鐵項目，其中廣西獲得特許能產一千萬噸。兩廣鋼鐵項目放行固然與主管發改委的副總理易人有關，但是問題的癥結還是「小政府」特別是小的中央政府未能確立。國企經濟霸權特別是央企霸權是「小政府」未得確立的衍生後果。比如表面看來固定資產投資中的國有投資部份從統計數字上大大下降，由原來二分之一降到了現在有約略三分之一，但是國企通過對外部控股而實現的投資不僅是一大「經濟暗箱」區域，而且也是「審批特權」區域。

　　就中國經濟的戰略性調整方向而言，加大國有經濟的權重政策本身就是反市場的，而能否實現大幅度且比較公道的私有化（比如「公民人手一股」），又成了敏感的政治問題。

　　王岐山神話的三重陰影

　　王岐山作為經濟長才與金融專家出任主管金融的副總理，固然有可能為灰暗的中國金融「打出一片藍天」，四月上旬的股市反彈是為第一張成績單。但是，這片藍天能晴朗多久，仍是個撲朔迷離的「故事」。因為：其一，人大財經委員會人事構成與政府這邊不匹配，尤其人望甚高的戴相龍未能入主全國人大財經委，使王岐山少了「天然盟友」，而人大財經委外行領導內行的狀況還會持續五年，這也是人大會後股市未立見反彈的主要因素；其二，農信社系統接手「黨辦金融」的後果已經全面顯現，此前黨的農村工作部主辦農村基金會併入農信社，捲入爛帳一萬個億之巨，農信社如何改革肯定會牽扯「王氏班底」的大量精力；其三，各家國有商業銀行雖然在二○○七年底獲得三千一百一十八億的稅後利潤，但是其以股改為名推行的「買斷工齡」下崗（為節約工資成本故）已經形成社會問題，其中單是股改尚未落實的農行就有近二十萬該類員工，其長期上訪率已經達到百分之十五，約為三萬人。

　　以上三大陰影沖淡了王岐山在十年前處理廣東金融危機成功神話的神秘色彩，也妨礙了王岐山創造新的「神話」。尤其農信社改革，無法採取對付廣東危機模式，即中央擔一部份（約為三百八十億）、砍一部份外資債權（約為一千四百億）、地方政府擔一部份（強行破產一大批地方小型金融機構，約為四百億）。而今，農信社真實壞帳早已超過兩萬億，上報中央的卻只有四千億。如果王岐山任內批准農行上市，中投公司至少要注資一萬億，加上欲徹底激活農信社體制的投入，共需一萬四千億。五年下來，基本上是將工農中建四大行的稅後利潤全投到「改農（行）救社」方面去。這樣講，從理論上糊弄得過去，而實際政策的壓力則是，是否壯士斷臂──將農行與農信社砍掉並全面開放農村金融市場，只留農業政策性銀行一家「代天言事」。

　　紙糊的金融帝國

　　中國的金融體制已經經不起任何強力的衝擊，王岐山五年任內能確保不發生重大危機將屬不易。至少在以上種種危象之外的內部調整確實難以措手，比如證銀保「三監合一」議題現在已經被「高度擱置」。

　　股市是否在奧運會後至中秋節前出現災難性崩盤，比如上證指數再一次下挫到三千八百點以下，誰也不敢打保票。中國股市雖然未如香港「重樓重銀（金融）」那樣頭重腳輕之狀，但是由樓市崩盤引發股市崩盤的概率越來越大。另外，在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配合上亦無平衡點可找，比如開徵資源稅能夠推進財政改革理性化，但資源價格總體上漲傳導給金融方面的壓力，足以摧毀本來困難的銀行流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