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維的陳舊性和對策的盲目性

　　胡錦濤對西藏問題的對策是野蠻的和粗暴的。思維的陳舊性和對策的盲目性說明他沒有能力正視西藏現實，只能把矛盾推向凝固和尖銳。在他的腦子裡，固定著中共傳統的對敵鬥爭模式，把一般社會要求政治化，把所有政治要求敵我化，與西藏的民族要求敵對的思想統率著他的西藏政策。今年三月十日拉薩爆發示威活動，北京立即把矛頭直指「達賴集團」，拋出所謂「有組織、有預謀、精心策劃和煽動」這些慣用套話，把西藏問題一下子推向死角。達賴喇嘛多年來一直申訴不追求西藏獨立，明確西藏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框架內，中共卻至今還以必須承認「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為對話條件，仍把達賴喇嘛推向堅持西藏獨立一邊。胡錦濤四月十二日會見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時，更進一步確定同藏族的矛盾不是民族問題、宗教問題、人權問題，一口咬定是「維護祖國統一和分裂祖國的問題」。按照這樣的口徑，所謂接觸磋商，必然把藏族高度自治要求全部摒蔽，留給達賴喇嘛的只是承認中共必須統治西藏，而這又有什麼可「磋商」的呢？中共決策者就是如此把所有可以商談、能夠彼此妥協的可能全部封死，不留一絲餘地，其頑固性、死硬性由此可見。

　　但是，有一個現實的矛盾是胡錦濤無法迴避的，即這種頑固、死硬的形象影響中共政權宣佈建立和諧社會的信義，尤其是在北京奧運即將開幕的情況下。五月一日《亞洲周刊》載文指出，日本超黨派議員組成「思考西藏問題議員聯盟」，通過「關於西藏形勢的聲明」，認為「在報道自由無法保障的情況下，如果我們不得不懷疑中國在進行單方面宣傳，並且單方面的鎮壓狀況繼續惡化，那麼，中國國家主席訪日很可能是不受歡迎的。」胡錦濤再頑固、再死硬，對這項壓力卻不能不認真考慮。

　　學者異議顯示現實性靈活性

　　中共高層在西藏問題上不顧事實，一味野蠻鎮壓，激化矛盾，有些維護中共權力的人士認識到這樣暴虐下去實非明智之舉。《南方周末》五月一日刊出幾位體制內學者對中共鎮壓藏人的異議。他們指出當權者在事實的認證和相應的對策上的若干錯誤。讓我們看看這些比較清醒的認識：（一）對打砸搶燒的認識。「『三·一○』事情沒有控制住而鬧起來後，自然而然地就將眾多對社會不滿、對政府不滿、對外地生意人不滿的人聚集起來，且裹挾進去，經過三天的發酵，最終演化為『三?一四』騷亂。這可以稱之為『萬州事件的拉薩版』，它典型地帶有心懷社會怨恨的烏合之眾鬧事的特點，亂打、亂砸一氣的騷亂主要針對的是外地生意人，打砸搶燒的大多數也是外地人的商店。」「所以在處理時一定要注意定性和疏導。在西藏內部，涉及的這些衝突，可能大部分都是人民內部的一些可以化解的矛盾，社會問題還是不要都上升到政治高度」，「如果遇事都用陰謀論、階級鬥爭，會越搞階級鬥爭越多。」（二）對僧人示威的認識。「寺廟內的僧侶同質性很強，容易形成集體認同」，「共同的情感，共同的怨恨每天都在發生、發酵，並交流、傳染著，只等待著偶然的因素而情緒化地爆發。」這說明僧人群起示威的自發性和情感性，反抗中央暴政統治的因素早已普遍地存儲於藏區僧人意識中。當然，這些學者也指出，「確實存在著結構性的境內外策應、串連的動員體系」，但「境內部分，組織化、專業化程度相對要差。」這些描述無疑表示，承認反暴政示威主要源於藏族自發的、自覺的民族權益要求，非人為所能製造。用武力鎮壓這些正當要求，其性質就是逆流以對。（三）對漢族幹部領導西藏政務能力的認識。這些學者推崇中央政府歷朝駐藏大臣中一些人「對藏族文化熟悉到迷戀程度」，這是深入瞭解西藏所必需的。同時，「官員還需要更多民族政治學宗教學細節上的研究。」在此基礎上，「對西藏問題的描述一定要非常精確。」還有一項並非技術性的要求：「西藏政策的表述需要精致的話語，需要請顧問來設計，而且需要有超脫的顧問，而不是受體制束縛的公務員。美國的安全顧問就不是公務員，從機制上就容易說真話，也更專業。」建議者還很有針對性地指出：漢族領導幹部「對民族政策的理解，從內心到外在語言，都還要改進。」對此，要「多些尊重，少些麻煩」。這話說得再明白不過，無需點透。（四）對「達賴集團」、掛達賴喇嘛像的認識。「建議政治用語與人格用語要區分使用，不要泛泛地說『達賴集團』。」同時，「只要西藏是政教分離，那麼宗教信仰就是私人的事。家裡掛達賴像，算不算分裂？即使是我黨信任的官員，他的家屬也可能信奉達賴，那麼掛達賴像也是可以允許的。」這些學者的異議同胡錦濤對藏的僵化政策相比，顯示了諸多現實性、靈活性，應當說是可行的，對中共統治西藏有改進意義。

　　中共只會在壓力重重下尋出路

　　日本議員發出的壓力，國內學者發出的呼籲，應該推動胡錦濤有所醒悟和有所改進，這才是正常的。可是，事實告訴我們，看不出改進的跡象。胡錦濤只是在訪日前夕的記者會上表示希望中共與達賴喇嘛的接觸磋商取得積極成果，但同時「要求達賴方面停止煽動獨立和暴力活動」（BBC報道）。原有的立場紋絲未動。中共代表與達賴喇嘛代表在深圳的接觸，則是中共大談中央對藏的方針政策是完全正確的，也就是表示沒有什麼可改進的。連什麼時候再談都沒有確定。這種情況給雙方磋商蒙上一層陰影。

　　善良的人們寄希望於中共領袖突然開明，比如，胡錦濤派專機接達賴喇嘛到北京出席奧運會開幕式，從此打開西藏問題新局面。這個設想自然是大膽的，卻是不現實的。中共領導層有自己特定的社會觀和特定的社會改造規劃，見之於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施政實踐。對於同它的社會觀和社會改造實踐相區別的藏族社會，從毛澤東時即已確定，以後至鄧、江、胡一直延續，其原則就是施之於中原的必須同樣施之於藏族。在中原，以殘酷的不斷的肅反以求專制權力的鞏固；以坦克和機槍的屠殺消滅群眾性的大規模的民主要求；以意識形態的專政措施扼殺一切思想信仰的多元性；以人民公社形式將農民農奴化而進行盤剝；以權力的市場化而培植中共的特殊利益階層；以中共監視和廣泛滲透形式剝奪少數民族的自治權益，等等，這一切都毫不動搖地施之於藏區。回顧一九五九年以後的西藏歷史，可以得到充分證實。藏族的人權被迫害，藏族的宗教被圍剿，藏族的民族權益被壓榨，但是，胡錦濤正式聲明，這一切中共是不予改變的，說什麼與藏族不存在「民族問題，宗教問題，人權問題」。從這方面看，希望中共領袖幡然悔悟，搞點「大智慧，大手筆」，可以肯定地說，不存在這種可能性。他們是頑固派、死硬派。

　　雙方均有得有失的妥協途徑

　　中共領袖唯一能夠認識的就是他們的權力受到威脅，不得不有所轉圜，這才是他們考慮變通的時候。二千零二年九月開始，中共與達賴喇嘛代表前後會晤六次，就是出於這種考慮。他們雖然頑固卻頑強而不固執，雖然死硬卻死板而不生硬。前提是必須加強對它的壓力，迫使他們在壓力重重之下尋找出路。

　　中共與藏族的矛盾可以通過反覆磋商，使雙方覺悟到只有彼此讓步才能趨於一致，才能增加共同語言，才能求得出路，才能獲取雙贏。現在離這種境界當然尚遠，但現實的嚴峻性將迫使雙方不能不慎重思索。如果達賴喇嘛圓寂，中共和藏方都會遇到更大的麻煩，這就是現實的嚴峻性。失去雙方謀取接近的這種機遇，將悔之無及，而尋求雙方接近，此其時也。

　　德國《時代周報》最近發表駐京記者一篇評論性報道《與惡魔會談》，提出一種妥協方案：「中國共產黨須讓出它對西藏自治區的宗教最高權力，其中包括對高級喇嘛的後人的確定，就像中共之前違背達賴喇嘛的意願做的那樣。作為對應，達賴喇嘛須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制度，取消他的西藏民主化計劃。」雙方均有得有失，倒不失為一種妥協途徑。至於達賴喇嘛回國，十幾萬流亡藏胞怎麼辦，則是第二個議題，大藏區怎麼辦是第三個議題，如何保護藏族文化和雪域自然景觀與市場經濟、與現代化的矛盾是第四個議題，等等。這些恐怕只能通過對話解決。現在的關鍵是中共高層有無通過對話而不是通過暴力解決流亡藏族的問題的真正願望。如果北京把對話之路堵死，等待的將是一場大的民族災難，在民族大亂中，中共還能安穩地生存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