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世濟民
金融專制妨害民生
─中國大陸高利貸現象透析
(大陸)
綦彥臣

  金融自由化程度是衡量一個國家是否市場經濟的重要指標,也是一個經濟體系是否具有經濟民主特徵的品質標誌。就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歷程看,儘管實行過重大的金融改革措施,如國家專業銀行改為國有商業銀行,又比如分離出政策性銀行而促使商業銀行完全市場化。但是總的來看,大陸經濟體系中的金融專制本質並沒有改變,甚至專制程度在日趨提高。

  中國金融專制即逆自由化的本質,由兩個數量指標來表現:(一)國際金融自由化經驗表明,外國銀行佔國內銀行總資產的比例在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之間,較宜於與國際市場銜接,而中國該方面的比例尚不到百分之三;(二)國內中小企業的資金饑渴率應該低於百分之五十,中國則高達百分之八十以上,同屬新興經濟體系的印度則相對寬鬆得多,尚未達到百分之六十。

  金融專制就是壓制經濟人權

  中國的金融專制在行為方面有三個明顯的特徵:一是,剝奪農村金融自由發展的機會,大量農村資金被作為政府金融的信用合作機構吸納,轉到城市工商業;二是,國有商業銀行在投放傾向上注重大型企業與重點項目,忽略中小企業,特別是小作坊、小門店無從獲得貸款支持;三是,政策性信貸的救濟功能衰竭,近十年來支持農田水利建設的貸款出現零增長態勢。

  這三種行為特徵大大地傷害了農村居民、農村小企業業主和三線城市中產階層的經濟人權。與此同時,願意介入中國農村金融領域的國外資本遭到地方政府排擠,使農村金融市場化腳步放慢,初步估計這項政策使農村喪失了百分之二十左右的農業外就業機會。?豐銀行在遼寧省鐵嶺市就遭遇了這樣的重挫,結果鐵嶺的村鎮銀行只以區區八千萬人民幣註冊,而其近期目標則是包裝上市,再次成為工商資本的殼資源而無從服務於農村經濟發展。

  在珠三角地區,出現了中小企業倒閉風潮,致使大量外地民工喪失就業機會。面對此況,廣東的主要信貸投放並未做適應性調整,仍然堅持「大項目思路」。為了抗住上半年已經發生的經濟滑坡,廣東省於七月初安排了二百餘個大項目,計劃投資兩萬億。如果這二百個大項目的資金僅有百分之三十即六千億來自銀行貸款,恐怕廣東十年的國有銀行貸款統統投給它們,尚有一半的信貸缺口存在。

  中小企業受困於高利貸

  「長三角」地區的情況比「珠三角」更加嚴峻,比如中國工商銀行確定的二○○八年浙江分行中小企業貸款投放僅為八十億元人民幣,設使其他如農、中、建加信合與地方政府控制的商業銀行五大系統全能按此規模投入,總信貸量也不到五百億。不用說像廣東那樣上二百個大項目,就是維持浙江中小企業的簡單再生產,也不過是杯水車薪。

  由於國有商業銀行體系信貸供給奇缺,地方金融得不到正常發育,民間高利貸借機迅猛發展。據典型個案推算,目前中國的高利貸規模應在一點二至一點五萬億元人民幣之間,約佔國家信貸年度規模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的樣子。高利貸的月利率水平從百分之六(俗稱「六分利」)到十五(即一毛五)不等,折合成年率高達百分之七十二與一百八十。

  在二○○七年上半年,「四分利」的高利貸是起步標準,「八分利」是上限。時過一年,民間高利貸幅度上升百分之五十到八十。如此大幅度的波動再加上高利貸的巨大規模,實際宣告了央行利率上企與準備金高挺兩項政策的徹底失敗。換言之,從緊貨幣政策的結果是保護了大型國有企業及地方政府稅收主要來源的重點企業,其代價是最大限度地擠壓了中小企業生存空間,剝奪了底層社會的就業機會。

  中小企業受到金融專制傷害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即便是大型民營企業,甚至一度是地方企業之星的民企,也難逃受高利貸之累而破產的命運。如浙江義烏的金烏集團,二○○三年因繳稅一千一百萬元而名噪一時,而後集團總裁(全資東家)獲得「浙江省星火帶頭人」等諸多榮譽稱號,但到二○○八年上半年終因無法從銀行貸到急需款項又欠下鉅額高利貸本息,總裁棄業匿逃,至今杳無音信。

  山東德州一位在河北從事建築業的私企業主,將建築業盈餘六百萬元回投本地並從河北、山東兩地貸到四百萬元高利貸,做了一個新項目。由於新項目風險高、見效慢,不到一年,該業主不僅將建築業盈餘全部賠上,而且高利貸本息已經滾到八百餘萬元。他設想到原藉建成項目而後抵押取得銀行貸款歸還高利貸的「短平快」計劃,就此全部泡湯,從此過上了在山東河北兩地「流竄躲債」的日子。

  高端高利貸多有熱錢背景

  所謂高端高利貸,是指那些要求抵押擔保條件較低、貸款期限較短、利率偏高的私人放貸。這類貸款一般情況下是三到六個月,最長不超過九個月,貸款金額不少於一千萬,不接受房地產與項目抵押,要求有倉單或應收貨款為目標抵押即可。貸款月利率不低於百分之八、不高於百分之十五,出面經辦的中介機構往往是持有合法牌照的擔保公司。

  該類放貸私企之所以敢於冒險,是因為他們只要把放貸成功率做到百分之七十,每年實際上就可穩獲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暴利。這些機構背後的國際游資一般情況下把在中國套利目標訂在百分之十二左右,所以,大量的「地下洋買辦」積極尋找投放目標,他們的逐利目標也逐漸從房地產與股市借款者,轉向了製造業與大型零售業。

  在浙江溫州,有合法牌照的擔保公司多達二百四十家,據資深人士估計,其中有熱錢背景者在八十家左右。在河北、山西、遼寧等欠發達地區,熱錢高利貸的規模較小,一般多以私人身份(無牌照)出現,大多是通過親族關係放貸。典型數據調查證明,「個人店」的經營規模一般在五千萬到三千萬人民幣之間,平均月利率水平保持七分,年收益率為百分之八十四,貸款損失率小於百分之二十。

  就下半年的熱錢高利貸流向來看,正從「長三角」地區向環渤海地區流動。估計到二○○八年底,這個流量可達到三千億左右的規模。

  賣銀行總比賣資源強

  金融專制妨害民生,也間接地浪費了國家資源,因為民族主義政治主張者們不想對外快速開放金融,要把「經濟命脈掌握在自己手裡」。在金融專制稍向商業化轉型之際,他們選擇的是出賣資源如煤炭與原油的「可控方式」,更搭進了大量的廉價人力資本。這是一種十分危險的經濟戰略!

  比較而言,只有開放金融即讓外資銀行收購中資銀行股份,特別是在國內廣建獨資分支機搆,才能抵銷熱錢高利貸對中國經濟的剝奪與對民生的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