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之死是中華民族大不幸

(大陸)楊 光

  中國和平民主轉型的象徵性人物

 

  從八九民運到《零八憲章》,劉曉波先生一直是後毛時代中國民主運動最重要的民間領袖,也是中國式非暴力反抗路線的代表性人物。二○一○年,身陷囹圄的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這是當代中國人從西方主流社會所獲得的最高的道義尊重和最具權威性的價值肯定。從那以後,劉曉波更是成為世所公認、無可爭議的反抗中共暴政的道義英雄和中國和平民主轉型的象徵性人物。

 

  可以說,在八九「六四」之後的中國,對於人權、自由、民主、憲政的事業,還沒有哪個人的個人影響力比得上劉曉波,沒有哪一種轉型方案的理性說服力超過《零八憲章》,沒有哪一條轉型道路的可操作性、現實可行性大於非暴力抗爭路線。

 

  事實似乎就是這樣,凝聚於劉曉波一身的道義影響力、國內號召力、國際知名度,已經超過了中國異議、維權群體其他人士的總和。如果說,中國的人權、民主事業必須推出一位國際公認的道義英雄,那麼,劉曉波不僅是首選,恐怕也是唯一之選。這倒並非是因為人們執意要把實現民主轉型的寶押在劉曉波身上,而是客觀事實如此,國際輿論如此,國內局勢流變如此。

 

  當代先知、聖賢的光輝行列

 

  當然,對於劉曉波的言論、品行、業績,對於他的道義影響力和國際知名度,也充滿了爭議。即使是在追求人權與民主的同一個陣營之中,有的人有異議,有的人不服氣,有的人很反感,這都很正常,正如莫罕達斯‧甘地、馬丁‧路德‧金、納爾遜‧曼德拉、昂山素姬的品行和業績也曾經遭遇過無數的爭議和質疑一樣。

 

  跌宕起伏的人生經歷,屢敗屢戰、不屈不撓的抗爭勇氣,漫長而苦澀的政治犯生涯,拒絕流亡、坐穿牢底的頑強意志(注:劉曉波病危期間曾向當局、並通過朋友向國際社會表達了願攜帶妻子出國治療之意,此舉與此前其寧願死在牢裡、也不出國避難的一貫立場相異。對此最合理的解釋是,劉曉波自知不久於人世,欲將最後的生命奉獻給愛妻劉霞,亦即,他申請出國的唯一目的並非為了自己「死在自由的土地」,而是為了讓劉霞趁機獲得自由),對普世價值的真誠信仰,對和平轉型的堅定支持,對「以暴易暴」的徹底否定,大仁大愛、「沒有敵人」的寬廣胸襟,以及由此所獲得的崇高聲望和國際知名度,……這一切,已經讓劉曉波進入了莫罕達斯‧甘地、納爾遜‧曼德拉、瓦茨拉夫‧哈維爾、昂山素姬們的行列,這個行列,就是當代先知、當代聖賢的光輝行列。

 

  也許,劉曉波將成為絕唱

 

  令人扼腕歎息的是,劉曉波逝世時年僅六十一歲──遠低於中國人的平均壽命,而他的十一年刑期,也只剩下了兩年多一點時間。讓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如果劉曉波沒有突然死去,如果他能像前三次那樣熬過他的第四次牢獄之災,劉曉波將會有什麼樣的個人命運:他會像曼德拉、哈維爾、昂山素姬那樣領導自己的國家實現和平民主轉型,進而成為首任民選總統嗎(昂山素姬雖因軍政府刻意阻撓而未能獲得總統任職資格,但她仍然是緬甸首屆民選政府的中心人物)?《零八憲章》又會有什麼樣的未來前景:會像南非《自由憲章》、捷克《七七憲章》那樣成為全民認可的轉型共識,進而在和平轉型的進程中將憲章各項目標逐一達成且逐一超越嗎?許多中國人──包括筆者在內──對出獄之後的劉曉波先生的未來作為、對《零八憲章》的未來前景,曾經抱有強烈的期待。

 

  然而,人們的期待落了空,劉曉波死了,死於屈辱、寂寞的監禁狀態之中。劉曉波空有曼德拉的傳奇經歷、哈維爾的抗爭業績、昂山素姬的國際聲望,卻沒有曼德拉、哈維爾、昂山素姬走出監獄之後的輝煌晚年,他終究不能成為中國的曼德拉、中國的哈維爾、中國的昂山素姬。劉曉波之死切斷了我們的「曉波夢」,這是中國民主轉型事業的巨大損失,是中華民族的大不幸。

 

  在當前中國異常嚴酷的政治氣氛之下,產生出下一個劉曉波,大概還需要很長的時間。當今時代是一個犬儒輩出、而非英雄輩出的時代,國內政局返毛化,國際格局民粹化。也許,劉曉波將成為絕唱,正如失去梁啟超之後的中國立憲運動再沒有出現過第二個梁啟超,失去宋教仁之後的中華民國也再沒有出現過第二個宋教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