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獄對我來說是一次心靈旅行

──六四「累犯」華湧訪談錄

戈曉波

  華湧,是一個永遠在路上並對中國現實一直持鮮明批判立場的自由藝術家。《動向》二○一二年七月號,曾刊載過一篇介紹華湧的文章──《願做一根壓向駱駝的稻草》。為了公開紀念「六四」死難者,華湧從二○一一年來,因多次實施反抗暴政的行為藝術,屢屢被抓捕、拘留,被勞教。今年「六四」期間,當局為了防止華湧再次跑到天安門廣場做行為藝術,於是派出警察與協警,把他重重包圍在了他的宋莊工作室院內。猶作困獸鬥的華湧,勇敢機智地利用手機和網絡社交平台,把當局正對他的卑鄙行徑晾到了微信公眾號和朋友圈上,實況轉播了中共暴政集團醜惡嘴臉。此篇訪談錄,是華湧於「六四」當日在其「小監獄」裡與本人網聊完成的。

 

  從「生理周期」到「記憶周期」

 

  華湧(以下簡稱華):這麼多年來,我倆一直沒在一起正經聊過天了,今天正好有了機會!

 

  戈曉波(以下簡稱戈):在我記憶中,你到天安門廣場公開紀念「六四」大屠殺的行為藝術,好像有兩次?

 

  華:是的!二○一一年、二○一二年各一次。但如果把我為做這個作品去天安門的次數都加起來的話,一共是六次。

 

  我第一年的行為藝術,叫作「生理周期」,也叫「記憶周期」。我在四個月內,每月四號都去廣場,從三月四號,一直到六月四號。「六‧四」那次,我就被抓了;但抓了後,又放了。

 

  第二年那次,我又被抓了。這年六月四號,是郭子(注:即華湧實施行為藝術時的影像記錄者、宋莊自由藝術家郭明珍)陪我去的。被抓後,就被勞教了。

 

  戈:怪不得呢!因為我看到你第一年在廣場上打自己鼻子的照片中,既有穿制服的,也有穿T恤的,原來前前後後去了六次。你開始做時,為何要把它叫「生理周期」?

 

  華:呵呵……因為這個國家每年都要來幾次「大姨媽」嘛,所以,我的作品就取名「生理周期」。三月份時,他們不是要開兩會嗎?六月四號也要來「大姨媽」。我只不過是從鼻子裡流出血來一次「大姨媽」罷了。後來,我就改成「記憶周期」了。雖然每年六月四日都會周期性失憶,可我卻要記住這個日子。

 

  戈:你為何要用這種方式紀念「六四」?

 

  華:「六四」時,我剛滿二十歲,事件的完整過程,是我的經歷與親身感受,我都看在了眼裡;但六四後,它卻像空氣一樣蒸發掉了。他們可以屠城,而我們卻不能訴說,這之後越來越嚴了。我感覺,一個十四億人口的國家,如果沒人敢站出來發聲,那就很不應該;其實,不管這事情好與壞,都應允許討論,像這樣封殺言論自由,其實是很憋人的。所以,我選擇用作品表達我自己的想法。

 

  戈:你為什麼要用自我身體傷害,或者說用血腥的暴力方式來做作品呢?

 

  華:我的表達可能有點血腥,但六月四日又何嘗不是非常血腥的一天?我現在若閉上眼睛,馬上就能感覺到那天城市的紅顏色,鼻子仿佛能聞到血腥味(注:華湧剛說完這句話就沒聲音了,直到近四個小時後,我倆才又聯繫上)。

 

  華:對不起!我的手機被干擾屏蔽了,門口停著的麵包車頂上那個白色機器,就是通信設備干擾儀器,很牛逼!它只屏蔽我的手機,我前後左右鄰居家的網絡都沒問題。得虧剛才一個朋友用無人飛機給我送來新手機卡,否則,我倆就不能聊天了。

 

  我以前的工作室在七九八,那時以架上繪畫為主,後來我感覺這個東西表達思想還是有限制的。我搬到宋莊後就開始做行為,這個砸鼻血的行為是二○一一年做的,由於當時我個人的很多因素,再加上很多外界的綜合原因,使我有勇氣做了這個作品。

 

  像堂吉訶德那樣去戰鬥

 

  戈:二○一一年,你到天安門做「砸鼻血」時,事先想到了後果嗎?

 

  華:那次他們抓我,也只是審訊一下就放了,沒什麼後果。因為我說這是個行為藝術,他們就給放了我。第二年我的思考變了,因為頭年我還只是拿它當行為藝術來做;等做完後,我心裡就有種恐懼感。紀念六四,是每個人的心聲,但我為什麼要用行為藝術來說呢?其實是害怕被判刑,如果我說它是行為藝術,就可能蒙混過關。所以,頭一年做時,我還有點兒糾結。

 

  但到了第二年,我漸漸想開了,為何不能直接說六四?為什麼不可直接去紀念?我若真的紀念,又會怎麼?會判我嗎?我做好了被他們抓、被關監獄的準備,我就想叫叫板。

 

  戈:你做「砸鼻血」時,好像郭子和你在一起吧?

 

  華:對!頭年做完「砸鼻血」後,我和郭子他們又做了一個「沉船」。因為「六‧四」過了,緊接著就是他們建黨九十周年的「七‧一」,我們跑到浙江嘉興南湖做「沉船」。這次,我被行政拘留關了十五天。在這十五天裡,我反思了很多東西,比如,為什麼我們不直接對抗?所以,二○一二年我再去「砸鼻血」被抓後,就直接否定了它是行為藝術。當時,宋莊藝術促進會秘書長曹為去了,他讓我向警察說是做行為藝術,認罪,然後就把我領回去。但我就是沒說,我說:我就是紀念「六‧四」,與藝術沒關係。結果就被判了一年三個月。

 

  戈:好漢子!

 

  華:做「七‧一」沉船,我被關了十五天,出來後,我就帶著郭子去香格里拉一個特別安靜、特別窮的一個小山村支教了。於是,就有了很多時間去思考。在這段時間裡,我的人生價值觀就開始漸漸轉變了。包括對金錢、物質、藝術,以及自己的作品,都有了新的認識。我認為藝術並不重要,死並不重要;作為一個人,你首先要活出尊嚴。現在在中國,每個人都沒有尊嚴,活著,只是為了金錢和欲望而苟活。

 

  戈:是什麼東西促使你作出以上人生反思的?

 

  華: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是我小時候挺喜歡的一本書,四十歲之後再讀這本書,感覺是不一樣的。堂吉訶德他就是為戰鬥而戰鬥,至於對面是風車還是羊群,這並不重要。我最欣賞他的就是,他丫的準備好了馬、頭盔、槍,包括桑丘,等到萬事俱備後,他忽然想到沒有作戰目的,為誰去戰鬥?可笑的是,他就選了村子裡沒見過的一個村婦,為她而戰。對戰士而言,目的其實不重要。包括革命在內,如果革命抱有目的性,革命成功後,不就變成另外一種東西了嗎?所以我還是喜歡堂吉訶德的這種戰鬥,我就要戰鬥!戰鬥完,我愛幹啥幹啥,誰丫也別拿我當英雄,我就是一個堂吉歌德,一個屌絲,一個流浪漢。

 

  其實,當一個人被標注「英雄」後,他要承受很多,要被名聲所綁架,因為你是英雄,你要有道德的標準,你要更加去英雄。這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就是我自己。在爭自由時,我是一個英雄:當遇到姑娘時,我可能就變成了一個好色之徒;當旅行時,我可能就是個流浪漢。一個社會要給人充分的生存空間,要允許人們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

 

  在他們眼裡,我是個危險人物

 

  戈:我記得你二○一三年九月被放出來後,回營口陪了你父母一段時間,之後就和郭子去了香格里拉,創辦馬孔多客棧、搞環保,為什麼後來又折騰起來了?

 

  華:事情是這樣的,我和郭子跑到香格里拉雨崩村做生意,我原想在那裡與世無爭,了此殘生就完事兒了,沒想到二○一四年五月下旬,他們就過來倆人看著我。我是個特別逆反而且特追求自由的人,我不願幹的事,逼著我也不成;不讓我幹的事,就是設置再多障礙,那也不行。

 

  有天,乘看我的那倆人不注意時,我就順山上跑了。跑了後,他們就調動德欽縣也就一萬五千多人的小縣城幾乎全城的警力,還有香格里拉和別的地方抽調來的警察,把雨崩村的三座大橋都給封了,我是那天半夜兩點多鐘被他們抓到的。

 

  抓到我後,他們就直接把我扔看守所裡,以尋釁滋事的罪名把我關了三十天。那個看守所非常老,條件非常差,連馬桶都沒一個,拉屎撒尿都是一個桶,這個桶就在我頭頂上。

 

  當審我時挺搞笑,我問他們憑什麼抓我?他說「你尋釁滋事」。我說:我在自家客棧鑽我家後面林子裡出去看看星星,與誰尋釁滋事了?他們說:這你就別管了。那年是「六‧四」二十五周年,大家在網上喊出了「重返天安門」的口號,由於雨崩村沒網絡,所以我還不知道,他們審我時,彼此就套話。後來,我就知道這事兒了。

 

  戈:你那次被拘留一個月,咋就沒人知道呢?

 

  華:是的,沒幾個朋友知道,網上更少有人知道。二○一五年,我跟一個女青年生了個小孩,快到六月份時,他們又來了,還把我那孩子給接來陪我在雨崩村度過了一年。二○一六年,他們又把我送到了香格里拉,在賓館裡開兩房間,特別謹慎地陪我睡覺。晚上還輪班,分上半夜、下半夜看著我。

 

  在他們眼裡,我是個危險人物,因為我的情緒不穩定。不僅愛逃跑,而且不服,在勞教所裡關那麼久也不低頭認罪。因不認罪,我被關了兩次禁閉。一直到我出來的那天,我也沒認輸。他們知道我的性格,所以每年都看管我很嚴。今年他們沒讓我出去旅遊,而是僱一幫流氓地痞在門外看著我,這也好呀!我就在屋裡畫畫。

 

  你不是愛跑嗎?你跑出來,我就想法激怒你,到時可能會打架,我就可利用這個藉口合理合法抓你;進去後,就是另一碼事兒了。結果,他們今年失算了,他們萬萬沒想到,我會用微信來戰鬥。我做「向死而行」後開始寫公眾號,有了很多網友和粉絲,你看我現在這麼作,在網上這麼罵他們,他們有可能一會兒就來抓我。你越逼我,我就越會說真話。

 

  他們特恐懼「六‧四」,也特怕我跟「六‧四」扯起來,因為我給他們的印像是塊硬骨頭嘛。其實,我也恐懼他們,但我感覺他們更恐懼我,這種貓與鼠的遊戲非常有趣。

 

  我寧可被界定為一個戰士

 

  戈:如果他們今天看管不嚴,讓你給跑出來了,出來後,你又會怎樣?還跑到天安門砸鼻血嗎?

 

  華:其實那年從雨崩村跑出來後,我就面臨了你提到的這個問題──如果能逃脫怎麼辦?會去天安門砸鼻血?

 

  如果今年他們不看著我,把大門打開,我也會正常生活,但到「六‧四」時我就會走。我會打開手機,開著直播,走到天安門去;如果我真走到天安門沒人管,那我就認為中國可以了,言論自由了。

 

  我打鼻子不是目的,不是要找事兒,而在向他們索要自由。我要我的權利,要說話權,你們不能剝奪這個權利,為什麼我「六‧四」期間就不可以亂走動?

 

  他們沒這個胸懷和勇氣,真的!到了「六‧四」,又動用這麼多人嚴密看著我。朋友們給我送飯來時告訴我,門外的路上,全他媽的僱傭來的黑保安在把守。

 

  戈:你的性格和你的家庭出身和成長環境有密切關係吧?

 

  華:應該有關係,我爸爸是軍人,我是在軍隊家屬院裡長大的,小時候挺崇拜英雄,喜歡聽英雄的故事。我那時個兒特矮,身體特弱,打架時老是打不過人家,被人揍,被人欺負。高二以後,我才長成現在這麼高的個子(注:華湧身高一米九一公分)。儘管我內心很強大,但身體卻特別弱小。從小我就喜歡跟自己較勁,越害怕什麼,就越反著來,我要看自己能不能成。比如,到了晚上,我到墳地坐在墳頭上偷著抽煙,是從家裡偷來的煙。別人都不敢,我敢了。所以說,我的膽子,是後來練大的。

 

  戈:不知你如何界定你自己的身份?

 

  華:如果藝術家和戰士在一起比較的話,我更喜歡戰士這個稱謂。藝術家是一個很模棱兩可的詞兒,多年前,我寫文章時引用過郭德綱一句話:「你丫才是藝術家,你們全家都是藝術家」。我對藝術本身就有所懷疑,其實,藝術就像哲學一樣,是很難被界定、被解釋的,到底什麼是藝術?自印像派以來,藝術就從宗教中脫離出來變成商品了。藝術始終沒獨立過,以前被宗教,後來被政治,現在是被金錢和資本所左右;所以,我很不認可藝術家這個稱謂。我更願自我界定為一個流浪漢,如果不能叫流浪漢,那我寧可被界定為一個戰士,而不願承認自己是藝術家,因為我很厭惡這個像「面首」或「男妓」一樣的詞彙。我只承認自己是個畫家,因為我有會畫畫這個手藝而已。

 

  戈:你對未來怎麼看?悲觀絕望?還是充滿希望?

 

  華:我感覺,在對待「六‧四」這事情上,人們的膽子一年比一年大了,雖然不斷有人為它而被抓,但進去的人越多,恐懼感就會逐漸消失。其實,監獄就是個嚇唬人的概念;如果真進去後,你是不會害怕的。我認為,蹲監獄是我的一次心靈旅行。

 

  不斷有人大膽說,不斷有人去闖臨界點,權力就會向後退。某天,我們的力度足夠大了,高牆就會像玻璃一樣坍塌,鋼化玻璃雖很堅硬,但它卻有臨界點,你可能就是一把小榔頭,只要你去敲它,再大、再堅固的鋼化玻璃,它都會有瞬間崩塌的時候,所以,我對未來充滿了希望。